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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2020年03月28日   07: 读书周刊/书事/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在理解数字媒体的性能及其社会影响的道路上,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新媒体层出不穷,新的人群也开始使用这些工具,新的功能同样在不断涌现。哪些人被排除在数字中介的交往之外,哪些人因为互联网而受益,这既非随机,更非无关紧要。

技术的不断进步,提供了全新的媒体可供性,交流的速度、交互性、可及性日新月异地改变,提供了全新的群体交流方式,让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公众有能力迅速聚集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形成新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运动模式。但是,从社会形成论和驯化理论的角度看来,这种变化的具体路径、走向和结果,似乎还并不明朗。

网络身份是通过复杂的技术过程创建的,但有什么人能够接收信息,接收信息之后的反应,都在掌握之外,我们能做的只是管理信息而已。而在管理这些信息进而塑造自己的网络身份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并没有如担忧的那样表现出与线下太过显著的反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线上和线下交往一样,如果你确实想要了解对方的真实面目,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点胆量。

技术可供性与来自个人、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交织,因而媒介对于不同时间内,处于不同关系中的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也是在复媒体环境中交往困扰甚至矛盾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习惯在线上开始并维持一段关系,但对在这种关系中的交往规范,或许会长期处于探索之中。

在第一代传播技术发明数千年之后,人类仍然执着于保持人际关系和自身的真实性,努力培养有意义的人际联系。这一路上,风雨交加、喜忧参半,但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前进过程中却仍然努力保持乐观,并仍然会向彼此敞开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