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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亚洲”旅程中的路标

2020年03月28日   06: 读书周刊/书评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 冯玮

亚洲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不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也是价值判断尺度。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都一直困扰着人们。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全部过程。在这次寻找中,她从思索亚洲意味着什么,到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认识亚洲的方法,再到对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寻求中,去探寻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她不是一个孤独的行者

作为日本研究者,全书主要贯穿的是她对日本学者“认识亚洲”、为亚洲“定位”或“指路”的先行者思想理论的论述和评判

作者在本书开宗明义写道:“本书记录了我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过程”。因为,“亚洲这个地理区域当然没有丢,不过发生在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历史过程,却饱含着各种丢失。近代以来,亚洲经历了一个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丢掉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还有精神与文化传统乃至主题尊严。曾经丢掉的,有些已经重新回归,有些却可能很难找回”。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以下简称《寻找亚洲》)全书共24万字,343页,分序言和四章,是我读过的最不在意篇章均衡的著作。第一章“亚洲意味着什么”有134页。第二章“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有124页。第三章“创造新的普遍性”是原载于《天涯》2018年第2期的一篇发言稿,仅25页。第四章“寻找亚洲原理”有58页。每一章的论述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是,其主题是鲜明的,论述是清晰的,即发现问题:何谓“亚洲”。分析问题:亚洲认同感的形成,存在哪些主要障碍。解决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亚洲共同体”?

按照我的理解,“寻找亚洲”即必须明确亚洲究竟是地理的存在,文明的存在,还是历史的存在。在“寻找亚洲”的过程中,有哪些理论学说和困难?如果要使亚洲成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怎么做?毕竟,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纵览全书,我获得的印象是,“寻找亚洲”,实际上是寻找“东亚”,因为南亚和西亚,作者几乎没有着墨。所以将书名定为“寻找亚洲”,主要是因为亚洲按其希腊语的原义“东方”,是相对西方而存在,并由西方定义的。在“寻找亚洲”的过程中,作者不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作为日本研究者,全书主要贯穿的是她对日本学者“认识亚洲”、为亚洲“定位”或“指路”的先行者思想理论的论述和评判。正如作者所写的,“可以说‘东亚’或者‘亚洲’是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史的基本母题之一。”因此,我写这篇读后感或者说书评,实际上是对作者评判前人思想理论的再评判。

西方主义激发了东方认识

日本思想史上反复出现“脱亚”和“兴亚”更替的思潮,福泽谕吉是始作俑者。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则在后来被用作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舆论工具

作者在本书开篇即引述了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观点,“无论是谁,恐怕都不可能在与东方主义相对的位置上设定一个西方主义的领域”。但是,“西方主义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东方民族自我认识的媒介,激发过重要的问题”。

作者首先评述了作为“对偶”存在的两个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指出“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一提到亚洲问题,立刻会浮现出一个‘定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是依照两个方向思考亚洲问题的。一个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所谓‘脱亚入欧论’,另一个是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前者主张摆脱亚洲的‘恶友’以迅速进入欧美列强的行列,后者则认为亚洲为世界提供了欧洲文明所无法提供的‘爱’和‘美’的文明”。作者分别以他们的《脱亚论》和《东洋的理想》为例,进行了分析阐述。确实,日本思想史上反复出现“脱亚”和“兴亚”更替的思潮,福泽谕吉是始作俑者。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则在后来被用作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舆论工具。

不过,作者在介绍两人的思想主张时,对他们的依据论述不够,似应扼要强调。福泽谕吉所阐发的文明论,实际上是法国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主智主义文明史观”的翻版,但加入了较多道德元素。按照福泽谕吉的定义:“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品行的进步。因能获得这种安乐和品行的是人的智慧和道德,故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福泽谕吉将文明发展阶层即“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非洲人处于野蛮阶段;日本、中国属于半开化阶段;欧美属于文明阶段。由此得出逻辑结论:“若要使日本文明进步,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脱亚论》就是在“文明论”的逻辑基础上建立的。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所以导出“大东亚共荣圈”,与日本侵略扩张分子对更早年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篡改性利用有关,这也成为一块被涂上别种颜色的重要“路标”。但遗憾的是,这部分重要的内容,作者并没有在书中详尽地指出。

“文化”和“文明”有所不同

“文化”显示的是各民族的差异,没有高低之分,而对“文明”的追求使各民族减少差异,寻求普遍。也就是说,文化使各民族“存异”,而文明则使各民族“求同”

由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大都不愿意触及“亚洲”这个容易产生沉重回忆的词汇。但是,仍有人努力将“亚洲”这个词的原理,继续进行探讨。这个人就是竹内好。“竹内好几乎是日本现代思想史中唯一执着于亚细亚主义并试图从中抽取原理的思想家”,按照作者的介绍,“竹内好的基本看法是:亚细亚主义不是一种有着实质内容、可以客观限定的思想,而仅仅是一种倾向。因此,它与那些可以与现实发生机能性关系的思想不同,可以包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侵略扩张甚至左翼的国际主义,但是又不与其中任何一种完全重合”。

作者以竹内好1963年出版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为分析对象指出,竹内好编辑的《亚细亚主义》,是战后日本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杰作。因为,竹内好所讨论的并不是亚洲问题,甚至也不是日本人的亚洲认识,而是侵略扩张与日本近代化的内在关联。同时,孙歌教授也指出:“竹内好的亚洲观不能够面对作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之综合存在物的亚洲。一旦走出了理念性的范围,它就捉襟见肘。”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尽管有苛责之嫌。因为,竹内好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历史反思,不是在各领域进行纯学理性探究。这一特性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

另外,作者还对梅棹忠夫的思想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梅棹忠夫的一系列著作彻底化解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的价值不在于结论,而在于紧扣住生态史讨论文化差异,并且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意义……从服装的色调、动作的特征,到衣食住行的方式,都是区分文明的重要标准”。姑且不论意识形态是价值观等各种思想要素的总和,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且按照德国学者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诠释,“文化”显示的是各民族的差异,没有高低之分,而对“文明”的追求使各民族减少差异,寻求普遍。也就是说,文化使各民族“存异”,而文明则使各民族“求同”。按照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社会历史结构论”,第一,文明是被“发现”的,文化是被“创立”的。例如,牛顿发现而非创造了万有引力,释迦牟尼创立而非发现了佛教。第二,文明能突破时空限制,而文化受时空限制约束。例如,文艺复兴不是也不可能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日本佛教不是中国佛教的翻版。也就是说,“文化”和“文明”并不是“同义语”。作者对两者不予区分,无疑将影响她在本书第三章强调的“建立另外一种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想象”。

认识亚洲也有不同视角

只有立足于亚洲原理,场所拥有了灵魂,我们才能诚实地认识自身,认识世界

作者在《寻找亚洲》中指出了中国“比较通行”的几种东亚视角。

第一种是“传统儒学的视角”。作者写道,“在不同的国家里,儒学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那么,各国儒学的“内涵”究竟有何本质差别?作者没有指明。我认为,这是一个缺陷。应该看到,其一,中国儒学的核心是“仁”,而日本儒学的核心是“忠”。因此,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将儒教在日本的嬗变称为“宗教改革”。梅棹忠夫也在《77把钥匙:开启日本文化的奥秘》一书中指出,“日本的儒教和原来的儒教确有天壤之别”。其二,中国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而日本的“五常”是仁义礼勇诚。如果说“诚”和“信”是同义语,强调“智”或“勇”则归因于“儒士”和“武士”在中日两国的社会地位。其三,中国的儒教强调“孝”,按照梁漱溟的观点,“家庭伦理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而日本汉字的“孝”原义是“善”和“高”,与家庭伦理无关。“孝”在日本具有今义,是在朱子学被江户幕府奉为官学以后。

“第二种关于东亚的视角其实受到日本的影响,即‘现代化’的视角。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东亚地区,最终将一同走向同一个现代化目标。”但是,“现代化”在国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定义。例如,萨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于2001年指出,现代化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整体进程,永远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角并不单一,也未见得受日本影响。可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并不具有同一指向。

“还有第三种视角,即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视角。”按照作者的观点,由于“国家利益”是一个很难简单跨越的掣肘,由于各国受制于本国历史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价,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很难有相对统一的论述。应该如何克服这一矛盾?作者写道,“笔者希望以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作为出发点,构想可以相对有效地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并对战后即冷战及后冷战的东亚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冷战的实际历史过程与冷战的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区分。因为,两大阵营的对峙很难以社会制度的标准衡量,而且“冷战”并不能概括二战后的整个世界格局。这些观点无可厚非。但是,或由于作者对冷战的本质、国际学术界有关冷战研究的成果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她“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是有偏差的。作者写道,冷战就其本质而言,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封锁,以制掣苏联为主要目标。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冷战的本质是“非武力全面对抗”,不是“经济贸易封锁”。而且冷战分东西部两个战场,西部战场是苏美对抗,东部战场是中美对抗。西部战场对抗的起点是柏林危机,东部战场对抗的起点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日政策,也因此改变了东亚战略格局,使“历史记忆”成为影响东亚国家关系的“重大政治障碍”。这是不可或缺的“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

《寻找亚洲》最后一句话是:“只有立足于亚洲原理,场所拥有了灵魂,我们才能诚实地认识自身,认识世界。”作为亚洲“灵魂”的“亚洲原理”究竟是什么,需要我们继续“寻找”。(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孙歌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