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9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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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长三角—新江南”一体化发展

——梅新林在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的演讲

2019年10月29日   15: 思想周刊/思想者/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思想者小传

梅新林 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社联副主席,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在全国率先成立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创办《江南文化论坛》,推动江南文化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江南文化研究的热潮。一时间,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等各种概念引发了不少讨论。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无论是江南的区域概念,还是江南的文化研究,都在发生重大、积极的变化。

关于长三角一体化,有两个规划十分重要:

一个是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确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还有一个是201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要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并肩的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

根据这两个重要规划,长三角一体化本质上可以说就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更是以长三角置身于世界顶级城市群的一体化。在这一宏观背景与视野下,需要跳出以往有关江南内涵与外延的固有视域,从以当今上海为龙头的“新江南”时空定位,对这一“长三角—新江南”一体化区域版图进行重新思考与建构。

“新江南”不同于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

在以往的江南概念系统中,大致形成了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总体上呈现由西而东、由大而小、由泛而专的演变趋势。

其中,“泛江南”所指区域范围为长江以南地区,涉及今天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大江南”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福建北部地区;“中江南”进一步缩小,一是指今天上海、浙江、江西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二是指除去江西部分,包括上海、浙江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小江南”特指环太湖流域地区,最为通行的有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

“新江南”不同于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区域概念,而以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为依据,主要纳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26个城市。

其中,除了居于核心和龙头地位的上海之外,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

由此重组的“长三角—新江南”一体化区域版图,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级:中心区域——以环太湖流域地区为“新江南”的中心区域,相当于现在的上海以及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嘉兴和湖州;次中心区域——除上述中心区域之外,还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外缘区域——未纳入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地的其他相关城市,包括宿迁、淮安、徐州、连云港、丽水、温州、衢州、黄山、六安、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

借鉴“雁阵经济模型”,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南京、杭州两翼的“雁阵模型”,继而延伸至引领全国、辐射亚太、面向世界三个层级的更大规模、更高层级的“雁阵模型”。这样,我们就得以跳出江南文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在赋予更多时代性的同时,让江南文化研究与长三角一体化紧密联系起来。

上海是“领头雁”,五大都市圈相当于五只“大雁”

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应重点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的聚合发展,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一核”意指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按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要求,加快提升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与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发挥浦东新区引领作用,推动非核心功能疏解,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能力。

“五圈”意指促进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具体来看,它包含两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省会城市都市圈。一是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二是杭州都市圈,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三是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

第二个层级是非省会重要城市都市圈。一是苏锡常都市圈,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二是宁波都市圈,包括宁波、舟山、台州。前者要求全面强化与上海的功能对接和互动,加快推进沪苏通、锡常泰跨江融合发展;后者要求高效整合三地海港资源和平台,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枢纽港、国际航运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形成长江经济带“龙眼”与“一带一路”倡议支点。

以上五大都市圈相当于五只“大雁”,其中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是分别伴飞于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的“次大雁”。以此类推,上海是“领头雁”,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是三只“大雁”,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是两只“次大雁”。同时,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又是各自“雁阵模型”的“领头雁”。

沿海沿江发展带一纵一横,构成一个“弓箭模型”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了四大经济带的空间规划,即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沿海发展带与沪杭金发展带。其中,第二条沿江发展带要求以上海为龙头,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沿江综合交通走廊,增强对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由此将长三角城市群与中西部城市群连为一体。

再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空间布局相衔接,则更能从超越长三角的宏观视野中确立“长三角—新江南”的龙头地位。

所谓“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两翼”分别指沪瑞、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指的是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

这一长江经济带也同样呈现为以上海带动三大城市群、伴随“两翼—多点”的“雁阵模型”。其中,上海处于“领头雁”地位,武汉、重庆分别是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领头雁”。

由第三条沿海发展带分别向南北延伸,即以长三角为核心,向北延伸至环渤海京津冀城市群,向南延伸至珠三角粤港澳城市群。由此,在我国的黄金海岸线上可以形成新的“雁阵模型”,即以打造未来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长三角城市群为“领头雁”、以环渤海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粤港澳城市群为两翼。同时,环渤海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粤港澳城市群本身又呈现为两个“雁阵模型”,分别以北京、广州为“领头雁”。

上述沿海沿江发展带一纵一横,刚好又构成一个“弓箭模型”。其中,沿海三大城市群为“弓”,长江经济带是“箭”。

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带动国际版“雁阵”一同前行

从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形态来看,当前业已成熟的五大世界级城市群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与亚洲。

欧洲有两大世界级城市群:一个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城市构成;另一个是英国中南部城市群,由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等城市构成,又称英伦城市群、大伦敦城市群、伦敦—利物浦城市群。

北美也有两大世界级城市群:一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城市构成;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由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构成。

亚洲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日本东海道城市群,由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构成。其核心组成是日本三大都市圈,即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

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要建设成为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即成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事实上,鉴于整个亚洲区域的南、西、北部都没有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由于地理、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有望更具辐射力、影响力。据此,可以探索提出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的一般发展轨迹,又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所证明有效。

诚然,无论就经济还是文化而言,国际版“雁阵模型”尚未完全成型。但定位于辐射亚太,然后面向全球,即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领头雁”,在带动中国城市群之际,带动东南亚乃至“一带一路”城市群的“巨型雁阵”一同前行,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与实践。

推动上海文化资源重组,助力江南文化精神重塑

无论是“长三角—新江南”本身,还是在由其引领和辐射的“雁阵模型”之中,上海始终居于“领头雁”地位。因此,上海文化精神谱系重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前,上海正在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这不仅是对上海文化的资源重组,也对江南文化的精神重塑富有启示意义。

总体而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一脉相承、相互交融,又自成一体、各具特色。历史地看,自东晋江南文化首次确立全国中心地位之后,大致经历了南京轴心时期、杭州轴心时期以及“南京—杭州”双轴心时期。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地缘优势发展为新兴国际都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在推动江南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中开创了海派文化,继而确立了上海轴心时代。

与此同时,毗邻上海的浙江、江苏,在开创与丰富多元海派文化中积极发挥不同的优势和作用。其中,浙江在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大变局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群体、以章太炎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学问家群体、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群体一同作出了杰出贡献。

“五四”以来,在红色文化的开创与发展中,大致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安徽为两翼。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与人物是中共一大在上海、浙江召开,以及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诞生于安徽。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由源远流长、相承相融的历史谱系重组为新文化版图的三位一体结构。究其精神本原,即以吴越文化为基型的江南文化精神的二元演绎。

这里,可借用清代江南启蒙诗人龚自珍“剑—箫”二元对应的意象集群:海派文化主要是“箫”的延续与弘扬,红色文化主要是“剑”的延续与弘扬。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到红色文化这一内在精神谱系的重构,可以更持续、更有效地引领与支撑“长三角—新江南”一体化区域版图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