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4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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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2019年10月24日   16: 专版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日前,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暨“新中国70年: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学术会议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聚焦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本次论坛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

精彩发言

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

唐培吉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只有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义而言,即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70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踏步前进。7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这符合当时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党和国家遵照共同纲领,全面开展各项工作,仅仅三年左右,不但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更使国民经济财政状况根本好转,这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个奇迹。接着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五年计划建设,随后开始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试着摆脱苏联模式。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广大党员与人民在思想上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全面拨乱反正。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发表系列讲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大飞跃。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党面临着如何巩固和提高执政党地位和领导能力的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论述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解决了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开端,至今已经历了100个春秋。这10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相结合的100年。这100年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曲折和反复,可以说是历尽艰难、付出了血的代价。从整个过程来看,是成功的,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带有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70年发展经验看治国之道

刘靖北

新中国用70年的时间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背后的奥秘与经验就在于做好了“结合”的文章。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我们党7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结合。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结合、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既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又坚持群众路线,尊重基层和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既有效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又有效调动人民参与的积极性。

三是坚持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结合。根据伟大社会革命的需要不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四是坚持把中央积极性与地方政府积极性相结合。我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面临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难题,更需要中央和地方扬长避短,集中力量办好大事,最大程度彰显制度优势。

五是坚持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中国的发展除了依靠本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只有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更好地发展自己,也更好地造福世界。

六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非公经济相结合。改革开放后,我们创造性地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协调起来,既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为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提供制度性保证,又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也是中国70年发展中形成的一条最成功的经验。

八是坚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与共同富裕相结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共同富裕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是,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跃进式发展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式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我们将“先富”与“共富”有机衔接起来,避免产生两极分化现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九是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相结合。发展是硬道理,我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注重发展的效率,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努力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同时,也高度重视分配问题,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改革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

十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十一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仅自觉地坚持用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变革的动力,而且自觉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注入丰厚本土文化滋养,推动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十二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没有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提供的环境和条件,就不会有基层的探索和创新;没有基层的探索和创新,也很难有决策层的大政方针政策。这就是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相统一的过程。

十三是经济基础变革同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70年来,我们党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又重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又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不断推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十四是改革发展与保持稳定相结合。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以上十四个“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两点论、重点论,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道”智慧,破除了西方文明中侧重于“单面”、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思维方式,是新中国70年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之道。(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

唯物史观新视野与中国道路

高惠珠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拓展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形态”演进逻辑的认识深化;二是对资本主义具有二重性的认识深化;三是对“社会形态”现实进路的认识深化。

在“社会形态”演进逻辑的认识深化方面,中国道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逻辑的认识深化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逻辑顺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个形态”依次演进是发生学意义上科学抽象的结晶,是特定社会形态的先后顺序,而非每个国家都必须如此一一经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此处的“自然”强调要看到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现实状态,如果从本民族的现实出发,依社会规律行动,则可推进本民族和本国社会形态的进化。

第二,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社会形态”演进逻辑的描述,揭示了其演进的奥秘。社会形态演进的奥秘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同以分工为中介和以所有制形式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共同作用的过程;是以诸要素的物质技术属性为底基的发展过程。

第三,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顺序中的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此,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二重性的认识深化方面,首先要承认,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中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性。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人们发现《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肯定性评价,发现《资本论》中以“三个有利于”为内容的资本的文明面。与此同时,必须看到资本逻辑具有二重性。资本是一种可以实现价值增值的价值,资本逻辑的本质是增值逻辑,其可以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现代社会形态中,这就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武器。资本作为一种能实现价值增值的价值,它与不同的所有制结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资本主义就是资本逻辑与私有制结合的结果。我们将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使资本逻辑有了与公有制结合的现实可能。

在对“社会形态”现实进路的认识深化方面,中国道路表明,现实民族国家社会形态的发展道路是多线且可以是多样的。在世界历史时代,对外开放是加快“社会形态”现实进路的良策。按照唯物史观,在世界历史时代,由于全球普遍交往的发展生产力的可移植性,具体的发展道路可以根据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具体情况的不同而进行选择。由此,体现历史主动性的人的选择在“社会形态”多线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这里,有三点尤为重要:一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戴的领袖的判断力和决策力。人民领袖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他们的判断力和决策力是人的历史主动性的集中体现。二是对“可能性空间”整体与边界的正确认知。可能性的集合作为一种空间,是有其边界与范围的,即对人选择行动的限制。三是对选择的时机和火候的准确把握。

上述“新理解”“新判断”“新认知”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拓新,其产生的历史效应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所证明,也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仍是指引我们破浪航行的灯塔。(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领导民生建设的基本经验

张远新

民生建设关系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稳定发展。就我国而言,民生建设始终是在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的,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密切相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认识新情况、应对新挑战、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求我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新的民生建设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民生建设事业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党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出发,初步建立起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民生建设模式。接下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民生政策取向、工作部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进入21世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将民生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四位一体全面展开民生建设。进入新时代,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民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民生建设必须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推动民生建设,必须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更加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增长型政府向民生型政府的转变。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民生建设主体力量的作用,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为自己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极大热情充分调动起来,民生建设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发展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建设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党真正实现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化,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而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之间综合、协调进步的成效,同时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政治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需要我们转变和更新发展理念,在加快发展中不断解决民生问题。

实现民生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民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条例、准则和规章,使民生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从建立健全制度入手,保证了民生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近年来,党和政府陆续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制度的创新和实施,使民生的发展获得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也从根本上促进了民生建设的健康发展。

解决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责。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和汲取国外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来推动我国的民生建设。当然,我们决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国外政党和政府关于民生建设的模式,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批判地借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建设道路。(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之路

谢贤玲

贫困问题是世界性、历史性难题。我国的反贫困事业不仅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70年来,我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以下几条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党作为反贫困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中央将扶贫开发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在不同时期做好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领导带头作用,做到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组织。

二是坚持人民作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是坚持扶贫政策方针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党和政府根据贫困问题的连带性和流变性特点,不断调整扶贫政策,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充分结合,在各项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中,通过政府统筹、地方综合实施,保证扶贫工作的系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各种表现形式,并指出消除贫困的方向。2020年后,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问题将会发生新的变化,因此以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指引,解决后脱贫攻坚阶段存在的问题,厘清未来反贫困事业的发展思路,对新阶段我国继续深入开展贫困治理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之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强经济基础建设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我国新时代反贫困实践提供的最大启示和首要基础。贯彻落实这一原则,要着力发展生产力,在新发展理念下,通过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发展产业持续创收,满足贫困人口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继续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相对贫困是重要保障。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必须使无产阶级同时摆脱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从我国来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绝对贫困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相对贫困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新阶段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将主要集中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联合起来,共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使自己成为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才能摆脱贫困。因此,必须在政府主导下,通过系列文化活动和教育改造贫困人口的观念,培养他们在脱贫攻坚中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必须着眼于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建设,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程度,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持,这也是消除贫困代际转移的根本之策。(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观点集萃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海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实践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用鲜活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正光教授探讨了新中国70年建设的历史意义。他认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的接力奋斗,才成功开辟了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政治层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层面不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快速的发展,而且在民生建设方面,成为全世界民生发展成就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当前世界发展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指明了方向,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段妍教授认为,政治纪律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有力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核心,以严格执纪为着力点来加强政治纪律建设、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总结这一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两个维护”、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提供重要借鉴。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许奕锋教授认为,在党的政治建设中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是制度之母,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作为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等因子相结合并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制度产物。我们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料和智慧,这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韩洪泉副教授从长征精神出发,对70年来长征纪念活动进行考察和分析。在中国革命史上,长征发挥了打通路径、扭转时局、推动历史的关键作用,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资源,并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举行了一系列长征纪念活动。长征纪念活动既是带有很强政治属性的一种仪式和象征,也是新中国70年历史发展演变的一个窗口和缩影。通过长征纪念活动可以强化记忆、总结历史,继承传统、塑造形象,凝聚共识、促进团结,实施动员、鼓舞斗志。

深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佳华教授对新中国70年人大制度的发展成就与经验进行了思考。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就包括四个方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推动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与发展;促进了我国的治理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四个经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薛念文教授通过梳理研究发现,西方学者对新中国70年来法治化建设成就的评价越来越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初心使命,在大力巩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健全法制体系,保护人民的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宝晶教授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转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三个方面的经验启示:第一,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立足我国国情,体现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第三,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始终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努力奋斗的宏伟目标。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红玉副教授对新中国70年来的国庆纪念日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国庆纪念日以行为符号(阅兵)、物件符号(主题花坛)、声音符号(奏国歌、响礼炮)、语言符号(标语口号和领导人讲话)等四种可见、可闻、可参与、可感受的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并使之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在场”。借助国庆纪念日这一平台,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形成了民众高度的国家认同和大国自豪感,大大增强了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