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4 星期六
日期检索 本期头版  本期内容导航 

“分裂的西方”及其底层逻辑

2019年08月24日   06: 读书周刊/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郁喆隽

9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今年6月18日是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90岁生日。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向他表示祝贺,一些知名学者也借此机会概述了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90岁高龄的哈贝马斯依然笔耕不辍,对时局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所以远没有到对他进行“总结陈词”的时刻。但是,如何来理解他的全部思想,还有如何来界定他的知识身份,大家却莫衷一是。哈贝马斯毫无疑问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他是左翼知识分子吗?抑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他更愿意接受哪一个身份——哲学家、批判理论家、社会理论家,还是公共知识分子?

混沌的时局可能也放大了哈贝马斯思想的歧义性。但凡稍微关心一点超越个体快乐和利益的人,这几年都会有一种前路迷茫的感受——个人和人类都仿佛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岔路口:既往的价值受到了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一些野蛮的力量肆无忌惮地卷土重来。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中,黑天鹅与灰犀牛接踵而至。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陷入或者被迫退入不可调和的对立阵营当中;另一方面,个人逐渐被卷入诸多互不关联、彼此冲突的信息和文化圈层中。在十多年前,哈贝马斯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些动向,并尝试对其做出理论的反思。他在2002年到2004年所接受的一系列采访和撰写的文章,被收录在《分裂的西方》一书当中。

在该书中,哈贝马斯结合对时局的冷眼观察,探讨了多方面的问题:从原教旨主义的成因,到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伦理、政治正当性问题;哈贝马斯尤为关注的是欧洲内部对欧盟的不同设想以及发展速度差异;最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式的单边霸权主义,建议在康德世界共和国理论基础上,建立多极的新世界秩序。这些话题跨度极大,表面上主要关乎政治事件和局势问题,但笔者认为,在看似“散点”的叙述背后,哈贝马斯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焦点或者“底层逻辑”——即“对话”。

“对话”主题日益凸显

哈贝马斯曾在《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一书中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公共领域、对话和理性这三个概念实际上贯穿了我的学术工作和政治生活。”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最近的20年中,“对话”这个主题逐渐凸显出来,超过了另外两个概念,成为哈贝马斯关注的焦点。“对话”,英语翻译为discourse,中文译法较多,有“商谈”“话语”和“对话”三种。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对话”不仅是指两个人彼此说话这样一种语言行为,而是具有更深的哲学意味——即双方达成共识与理解,在规范层面做到一致。哈贝马斯在涂尔干、米德和科尔伯格等学者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对话伦理学。对话伦理学虽然具有深远的学术背景和悠久的理论传统,但它所要回答的问题却是当下的——即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应当如何行动?或者说,人们应当按照怎样的伦理规范来行动?这些伦理规范应当如何产生?

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普遍的有效性要求”:首先,说出某些能明白的东西;其次,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再次,由此使自己(说话者)成为可以理解的;最后,与他人达成理解。这里的“理解”不仅指语义层面上的明白、掌握,而且更多地指向规范层面的一致、接受、承认,甚至带有谅解的含义。有效性要求主要包含三个要素: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在《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1.普遍化原则:一般地遵循那些有争议的规范,对满足每个个体利益的预期后果和附带结果,能够被所有人不受强制地接受。2.对话伦理原则:只有当所有相关方都参与实践的对话,他们所赞同(或能够赞同)的规范才是有效的。

“对话”这个主题结合了哈贝马斯个人的生活史和时代的背景。哈贝马斯在回忆自己童年经历的时候,特别突出了一点:他天生兔唇,后来虽然经过了矫正手术,但发音依然含混,别人很难听清楚他在讲什么。我们大致可以猜想,哈贝马斯童年时在学校中会遭遇怎样的冷落、歧视甚至是霸凌。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人与人如何能够进行有效交往的问题成为一个主轴。如果以“对话”作为一个切入视角来重新阅读哈贝马斯的作品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他早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交往行动理论》,直到最近关于时局和国际政治的《分裂的西方》,规范如何获得其有效性,始终是一个奠基性的问题。

“对话”的凸显本身可能是对当下世界经历巨变的理论反应。无论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都不由自主地反复回到自己提出的对话伦理学的框架中来。对话伦理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为何分裂,也隐含了一套可能的出路。因此可以说“对话”就是其理论的一个底层架构。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虽然不能说哈贝马斯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他却明确指出了病灶所在。

霸权的根本在规范层面上

哈贝马斯观察到,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一种单极的世界秩序。“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都获得了无可匹敌的优势。”他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单极秩序的根本问题并非其绝对实力,或者滥用绝对实力所造成的后果,例如单边的军事行动,以国家利益为名对他国利益的侵犯……根本的问题是在规范层面上——这样一种单级秩序不再希望通过法律,而是希望通过权力来确保和平。世界也不是通过世界公民的政治结社,而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而整合起来的。哈贝马斯认为,这两者在事实和规范上都无法得到支持。从对话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单极秩序的规范问题在于它不对自身规范的有效性进行质疑,也未能纳入所有相关方对其有效性进行讨论,也即同时违反了普遍性原则和对话原则。简而言之,任何单边的规范“在本质上是有所欠缺的”,都不可能成为普遍的。

哈贝马斯甚至想象了一种“善意的霸权”:“即便我们从最好的情况出发,以为领导该霸权的是具有最高尚动机、最智慧的政治家,但是‘善意的霸权’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认知困难。”最为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于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或者善良意图的问题,而在于单边主义假定所有相关方都会接受所谓的“普遍价值”。因而哈贝马斯提出,要回到“接受一种意见和意愿形成的话语程序的检验”,即包容所有相关方的对话,这就要求大国具备交换视角的能力。

交互主体的对话模式

哈贝马斯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提出了现代性社会的内在问题。人们不再能够简单地捍卫任何一种真理诉求:任何一种信仰都首先需要接受科学的世俗知识的挑战;其次要和其他世界观的话语世界共存;最后要对其自身的立场进行反思。在这一背景中,任何文化都要具备一种敏感性,来面对其他文化,甚至要对自身进行文化批评。

哈贝马斯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关系充斥着暴力、战略行动和操纵”,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的日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文化自明性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人们用语言来为彼此进行行为的协调,而不同人之间行为的协调不可能完全离开对有效性诉求的承认——换言之,我们需要对别人说明,为何我们持有的规范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解、不真诚和误导会产生冲突。”交往受到干扰之后,才会出现暴力,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如果无法克服,就会导致交往破裂。现代性困境要求所有人走出文化中心主义,对“他者”进行理解。自说自话式的单向表达是不可能让别人接受的。而缺乏对“他者”的理解,恰是自说自话的成因。

哈贝马斯指出的出路依然是依赖于语言。“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解释必须要跨越双方的解释学前理解差异,无论文化差异是大是小,时空距离是长是短,语义差别是大是小。概括地说,任何解释都是翻译。”他认为,对话的参与者要与理解的困难做斗争,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视角,并最终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在接受‘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对话角色过程中,已经参与了一种根本对称性的建构。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言语情景都要求这种对称性。”也就是要学会在对话中转换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视域,双方才能建立起一种交互主体的共有解释。

哈贝马斯很清醒地认识到,双方如果带有好的意图,没有暴力,对达成共识会有帮助,但并不充分。按照哈贝马斯这种理解,某些看似重大的全球摩擦乃至冲突背后,其实并不存在重大的规范性差异;相反,当事的双方恰恰是因为持有极为相似的观念,仅仅因为不同的“站位”而导致冲突。例如,贸易谈判双方都对“利益”有着相同的理解,也都认为应当最大限度地捍卫自身利益。然而,我们时代真正提出的挑战却是不同规范之间出现的冲突,也即无法被“他者”接受的规范。例如,有人认为回到传统的“黄金时代”,就能够克服现代性的诸多病症;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技术“进步”才是救世良方……在此,双方对“问题”的界定存在规范性的差异。这样的冲突才是当今世界的深层裂痕。而规范之间的差异也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地域性的文化概念。西方内部存在一条深刻的鸿沟,其他区域也不能幸免。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普遍症状。

标记出一条人类的“底线”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哲学、社会理论、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从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中吸取了言语行为理论,也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那里继承普遍主义伦理学立场、世界公民和世界共和的观念;他不仅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关注和批判精神,还从韦伯等社会学家那里承袭了对社会状况的敏锐剖析能力。

人们当然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过于理想化,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没有可行性。自他提出该理论以来,从不缺乏这方面的质疑。他在《分裂的西方》中提出的联合国改革以及多极世界秩序的方案,似乎在当下时局面前也的确显得希望渺茫。不过,在一个民粹主义至上的时代,哈贝马斯的理想主义框架更加凸显其价值——现实的可行性无法替代规范的有效性。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永远不能代替道义——即便道义本身内涵值得追问和反思。但正如他本人所看到的那样,即便这些原则可以受到质疑,它们依然具有“无可替代性”。这需要我们进行一场反向的思想实验:如果我们在没有穷尽对话、交流与协商的可能性之前,就诉诸威胁和武力的手段,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在威胁和收买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路径?交往行动是否可以被彻底还原为某种策略性行动?人类难道只能在历史的钟摆运动中才会主动学习?

对话伦理学或许是哈贝马斯全部思想的底色,而这一底色在时局的映衬下很可能标记出了一条人类的“底线”。哈贝马斯在言说西方的分裂之时,也不仅意指西方。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它可能具有这样的参考价值:如果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作为一个目标的话,如何真正实现其价值?利益是多变的,不存在永恒的利益;但真朋友和假朋友还是有区别的——后者看重短期的利益和交换,可以回避任何价值承诺;而前者未必在所有问题上全然一致,但必须彼此坦承其核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