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06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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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之战缘何成为国运转折点

2019年08月06日   12: 思想周刊/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邵建

160年前的三场大沽之战,从1858年始,每年一仗,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大沽口一失京师门户即洞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挟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对仍处于冷兵器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

160年前,清军先后开展了三次抵御英法联军侵略的大沽之战。长期以来,由于近代中国战争频仍,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大沽口之战在某种程度上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其实,大沽之战可谓晚清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导致清政府权威走向没落的开始。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朝上下“后知后觉”

19世纪中期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从国内局势来看,咸丰元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两年多时间里,太平军就占领了南京、建立起政权。江南繁华之地尽毁,清廷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之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弱肉强食俨然成为世界之趋势。其中,英国、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了沙俄,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美国与英法勾结,极力谋求在华特权和利益;沙俄也将侵略重点聚焦到远东地区。

对这一时期的晚清政府而言,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局势,都是非常糟糕的。一方面,与太平军战事正紧;另一方面,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清廷更是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仅割地赔款,而且丧权辱国。随后,法美等列强也趁机跟进,分别与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

一种观点认为,历经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从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并不至于太差;仅以人口指标来衡量,也能够说明彼时大清国还算强盛。正因为如此,清朝中前期对各种边患可以说应付自如。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最大外来威胁,是来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割地赔款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平静,更大的问题与威胁依旧摆在那里。可惜的是,清政府整体上缺失忧患意识,满朝上下对于西方列强的图谋野心更是后知后觉。曾国藩对洋人的评价仅限于“性同犬羊,贪求无厌”;当得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也是寄希望于英国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

西方列强挟工业文明之优势席卷全球,恨不得全世界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与资本市场,怎么会容得下一个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国独善其身?这块巨大的蛋糕,谁不想吃上一大口?历史证明,短暂的平静之后所要面对的是更大的灾难和屈辱。从这个角度来说,可怕的并不是西方列强,而是根本不知道也不愿意面对威胁,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边打边谈边恐吓的策略非常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多年间,西方列强虽然以枪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最终结果远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比如,英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就距离其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再如,广州虽然已辟为通商口岸,却在英人入城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列强自然而然地将修改现行条约作为攫取更大在华利益的手段。1854年,英国向清廷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涉及全面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以及公使常驻北京等内容。法国、美国随后也提出了类似要求。

由于修约要求非常苛刻,不出意外地遭到清廷拒绝。修约这条路无法走通,列强就想到了通过战争恐吓乃至直接发动战争的手段。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表面上由于修约而起、以订立新约而终,根子上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更大侵略主张的实现手段。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英、法、美、俄等列强采取了边打边谈判边恐吓的策略非常明显。一些研究者提出,所谓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初衷是要做生意,并且嘲讽清政府没有契约精神、不遵守合约条款,从而导致列强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以达到目的。这样的说法实不应该,也与史实不符。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评论引发鸦片战争的动因时说:“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战争,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表象背后的东西,即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贸易逆差状况。所谓的契约精神、谈判折冲、谈判技巧等,都不足以否定列强攫取不当利益之实。对于这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历史学者,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要假装客观、理性,而曲解和歪曲历史。

暂时的军事胜利,竟让人幻想列强知难而退、罢兵言和

三次大沽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局部战争,却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势。大沽口即白河口,位于今天津东南50公里的海河入海口处,距北京约170公里,东濒渤海,西邻海河平原,隔河与塘沽相望。大沽口“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有京津门户、海陆咽喉之称,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海防要塞。

1858年3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同往上海要求修约遭拒后,即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廷,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谈判。列强要求再次遭拒后,于5月挑起第一次大沽之战。

当时,英法联军2000余人、舰船20余艘,用两小时就击溃了清军并摧毁大沽炮台。大沽失陷第二天,咸丰皇帝慌忙派出亲信大臣、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名将僧格林沁驻防通州,以防范联军继续北上。

此后,英法联军威胁进攻天津,清廷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后清对外签订的又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俄、美公使则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与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以及“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等款,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大沽之战发生在1859年6月。当年为《天津条约》批准书互换期,英、法、美公使却拒绝清廷在上海换约的要求,率2000余人、21艘大小舰只于6月20日到达大沽口外。接着,又拒绝清廷北塘登陆换约的通知,蛮横坚持经白河入天津进京换约,并要求清政府限期撤除白河防御。

6月25日,英军司令贺布率舰队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英勇反击,激战一昼夜,毙敌93人,伤敌355人,击沉敌舰4艘。英法联军的失败原因在于轻敌。僧格林沁对此次战役作了较深入的评论:“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傲欺敌。其意以为炮台营垒,唾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

清军以有备击无备,在火炮射程内突然攻击,集中打击敌旗舰,使其指挥失灵,陷入混乱,从而获得大胜。但是,由于清军没有航速快、火力强的近代化舰艇,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战区。

清军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使咸丰皇帝大受鼓舞,竟然幻想列强从此知难而退、罢兵言和。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也在北京成功换约。

未能从根本上检讨教训,致使加速滑入历史低谷

一次局部战争的胜利,其实无法挽回大局的。很快,战火再起。

1860年2月,英法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七千人,卷土重来,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五六月间,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同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

8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抵大沽口,第三次大沽之战爆发。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前敌统帅僧格林沁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

8月21日,英法联军经北塘登陆,向大沽口石缝炮台和北炮台发起攻击。虽守军奋力抵抗,激战一天,却终因武器悬殊,炮台易手。此后,英法联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廷急派桂良等人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对此,咸丰皇帝予以拒绝。

谈判破裂后,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无奈之下,清廷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清廷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的谈判代表和士兵等39人。

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全歼清军精锐。9月22日,咸丰帝在极度恐慌中逃往热河。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抢掠一空、付之一炬。

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清廷分别与英法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至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列强更加全面的侵略和渗透即起于此时。

近代以来,作为京津门户的大沽口,成为西方列强进逼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必经之路。160年前的这三场大沽之战,从1858年始,每年一仗,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大沽口一失京师门户即洞开。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并未能从根本上检讨教训、汲取经验,最终导致了更惨痛的丧权辱国,致使近代中国加速滑入历史低谷,中华民族随之陷入更大的历史灾难之中。

总的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挟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对仍处于冷兵器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认清形势、看清本质,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事情,让国家变得更强大、人民变得更富足、经济变得更有活力。这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终极武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