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3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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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第一件民主人士提案诞生记

2019年06月13日   11: 朝花周刊/夕拾·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朱少伟

70年前,大批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由沪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掀开申城政协历史第一页,松江县(今松江区)拉开全国基层政治协商序幕,从而使这座勇于创新的城市在人民政协发展进程中留下闪光足迹。目前所见的新上海第一件民主人士提案,更是对此作了生动诠释。

陈毅:“我们是共同会师”

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早期的提案均未正式进行统一编号。在上海市档案馆,我从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找到相关卷宗,翻过一页又一页,基本都是会议筹备、日程安排、情况汇报、意见反馈、领导讲话等资料,文件有的手写、有的打印,纸张的质量、宽窄不一致,排列次序也不太规则,散发着特定的时代气息。查至卷宗结尾部分,终于出现提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提案·关于生产问题之一》,封面标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日期为“一九四九年八月”,其建议内容属解放初期的“当务之急”,主要提案人刘靖基(后曾任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端详着这件新上海最早的“一号提案”,立刻感受到一种历史厚重感……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总前委设于江苏丹阳,在5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召开各部委180名干部参加的接管上海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向大家强调:“我们野战军的野到了城里可不能野,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最好的‘见面礼’!”陈毅还叮嘱大家:“上海各阶层民主人士正欢迎我们去上海,我们也要欢迎他们帮助我们搞好接管上海的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帮助,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上海接管工作才能搞得好!”经充分准备,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群众配合下,不用重武器,先外围后市区,先苏州河南后苏州河北,历时16天,歼敌15.3万人,打赢这场特殊的城市攻坚战,胜利实现了消灭敌人、保存城市、解放上海的目标。

申城解放后,面临的形势仍极为严峻,国民党军队溃退前进行大肆掠夺和破坏,使经济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市场价格波动。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市长,随即把肃清残敌、保护人民民主自由、完成接收和恢复生产作为三大任务。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解放初期,申城汇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文化、教育、医卫、科技界知名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党组织早就有交往和合作,这为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准备了良好条件。6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成立,设于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11、12楼。陈毅兼任部长,他反复强调“统一战线对全国人民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对劳动人民有利”。进城之初,他就拨冗拜访宋庆龄、沈尹默、张澜、张元济、颜惠庆、任鸿隽等,又分别参加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总工会、妇联、工商界和科技界的集会,广泛与各界人士交谈。

6月2日,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今中山东一路23号)邀请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蒉延芳等90多位本市工商界人士座谈,第一句话就是“工商界的朋友们”,使大家倍感温暖;接着,他又在讲话中阐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开诚布公地说,“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陈毅的话让大家消除疑虑。刘靖基很激动,即兴发言表示要与政府合作;荣毅仁回到家后,向正焦急等待的各厂厂长大声宣布:“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6月5日,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西藏南路123号)举行会议,与162位本市文化界人士见面,他分析形势,谈上海解放的伟大意义,希望大家团结协作,共同建设新上海。周谷城听后,兴奋地站起来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陈毅立即表示:“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6月下旬至7月底,上海出现解放后第一次物价大波动。投机势力囤积和抢购大米、棉布、煤炭(俗称“二白一黑”)等生活必需品,掀起涨价风。市政府在中央支持下,从全国各地调运粮、棉、煤,对工人、公教人员、学生实行平价配售;同时,加强市场管理,严惩不法分子,很快平息风波。

陈毅持续开展大量统战工作、全力关心群众生活,调动了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于是,申城刚解放两个多月,在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后改称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市一届一次各代会)于逸园饭店(今复兴中路597号)顺利召开,陈毅作《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宣布接管任务胜利完成,市政府工作将转入管理和局部改造的阶段;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为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上海而奋斗。出席代表由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商定邀请,各界代表共656人,其中工人、工商界、文教界的代表比较多,分别为115人、145人、126人,占代表总数的58.8%。市各代会是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也为上海政协工作之发端。在会上,刘靖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递交了提案。

刘靖基:“危机当前,不得不作迫切之建议”

解放初期,上海作为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发源地,民族资本纺织业拥有纱锭139万枚,占全国总锭数的27%,占上海总锭数的60%,可谓举足轻重。

刘靖基为了让民营棉纺织业摆脱困境,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发起并联络同行开展调研,摸清问题,抓住症结,探索办法,很快形成了有分量的提案。

刘靖基领衔的《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提案·关于生产问题之一》,内含两份提案:“提案(一)”联名者有刘靖基、王子建、荣毅人(荣毅仁)、韩志明、郭棣活,“案由”是“为提议组织上海公营私营纱厂国棉联合采购机构,以及时加紧收购原料,而维纺织生产”;“提案(二)”联名者增加周志俊,“案由”是“为建议设置上海棉纺织业生产辅导委员会,以加强联系,集中力量,克服当前困难”。两者均标注“棉纺织业”,属姐妹篇。

在提案人中,除了刘靖基,荣毅仁(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副主席等职)也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另外几位联名者,多为棉纺织业翘楚:韩志明,荣丰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永安纺织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后曾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周志俊,拥有信和纱厂等多家企业(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一)”开门见山地说:“上海各纱厂存棉均极稀薄,除公营中纺各厂外,各私营纱厂存棉平均不足三周之用”;对于如何解决,提出3个“办法”:一是公营私营纱厂“共同组织采购国棉之联合机构”,二是“联合机构在主要棉产集散地如西安、郑州、汉口、宜昌、沙市、济南等处设立分支办事处”,三是“由人民银行,对收购资金,予以调度之便利”。“提案(二)”则直截了当地说:“本市棉纺业现已面临减产停工之危机,公营私营各厂,情况均同。就原料言,尤其私营各厂,已趋枯竭,减工减产,已仅及平时生产力百分之五十。”同时,提出解决“办法”:“由政府倡导,联合公营私营纱厂,设置上海棉纺织业生产辅导委员会,经常研究有关棉纺织业各项问题,提供政府实施,督促同业推行,以解救困难,维护生产。”在“附录”中,有一份题为《上海民营棉纺织工业当前之困难与解救建议》的调研报告,其中说明“危机当前,不得不作迫切之建议”,并呼吁“团结一致,以求克服当前困难”;还有《每万锭纱厂开工日数多少影响成本比较表》和《一年来二十支棉纱折合食米表》两份调查统计,列出确切数据。它们对存在问题的反映中肯,对解决方法的陈述细致。

因而,它们在市一届一次各代会中引起热烈反响,也受到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重视。陈毅很关心棉纺织业的困难,他曾走访刘靖基等,并指示银行给予低息贷款;他还千方百计帮助郭棣活将永安纱厂搁置于香港地区和日本的一批棉花和许多纺机运回申城。由于刘靖基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助力,市政府更充满信心地及时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克服原料匮乏、资金枯竭、销售呆滞、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等困难,通过紧急调配原料,组织收购成品,以及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使之逐步恢复元气。到1950年12月,申城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棉纱月产量达1.15万吨,为年初1月产量的208.9%,创造了抗战胜利以来月产量的最高纪录。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生态的迅速改观,使许多资本家消除顾虑,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或港澳地区调回物资和资金。据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上海有22家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共调回港币148万元、美金9万元、英镑3.8万镑、棉花近1100万磅。

“松江经验”引起重视

在市一届一次各代会影响下,松江县(今松江区)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4日举行。经各界协商,产生286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征粮、减租减息的决议,选举了本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16日,新华社报道并发表社论《学习松江的榜样,普遍召开市县人民代表会议》。《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松江经验”引起重视。10月13日,毛泽东对松江县创造性地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12月5日,市一届二次各代会决定,成立市各代会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王芸生、包达三、沈体兰、吴有训、吴蕴初、周予同、金仲华、胡厥文、陈叔通、陈望道、陈毅、陈白尘、曾山、许涤新、盛丕华、张元济、舒同、舒新城、赵祖康、赵朴初、荣毅仁、刘晓、刘靖基、刘长胜、刘鸿生、潘汉年、韩学章等52名委员。12月17日,市协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市政府大礼堂召开,副市长潘汉年主持会议;会议通过暂行组织规则,选举陈毅为主席,刘长胜、胡厥文为副主席,还讨论提案等工作。此后,陈毅坚持出席会议,同委员们一起协商多种事宜。与会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觉得,每次听了他的讲话都很“解渴”,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从1950年6月起,市协商委员会代行全国政协地方组织职能。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从1950年10月起,市各代会代行市人大职权。1955年5月12日,上海市政协成立。完全可以说,市各代会及协商委员会在政治协商方面所作的可贵探索和实践,具有示范效应。在此氛围中率先亮相的刘靖基领衔的提案,即使在今天也堪称优秀提案,其调研深入,分析透彻,提出的解决困难“办法”可行,所附调研报告和数据表格翔实,值得学术界研究。而“松江经验”则是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政治协商的一个先声,迅速在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广,至1951年全国共2038个县召开了各代会,占县总数的98.5%。这折射出上海作为红色文化源头、海派文化摇篮、江南文化沃土,在解放初期政治协商起步很快,而且开展政协工作富于创新。

70年前,刘靖基领衔的聚焦“生产问题”的提案,如今不仅是珍贵档案,也是当年申城由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的历史见证。更重要的是,其引出的故事也昭示:党的执政初心就是一切为民,党最大的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