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3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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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里》:弄堂书写里的城市记忆

2019年06月13日   10: 朝花周刊/评论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胡笛

王承志的小说《同和里》,借由小皮匠儿子大耳朵的孩童视角,还原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上海的小弄堂生活图景。嬉笑怒骂中是芸芸众生柴米油盐的日常,历史浮沉里人们相互伤害也守望相助。母爱缺位的捣蛋鬼大耳朵,因为姨婆、阿娟、顾老师、广东嫂嫂几位女性的关怀与欣赏,即便野蛮生长,仍旧没有偏离正轨,而同和里那些逝去和离开的人以各自的生命姿态留在他的记忆中。《同和里》是对那段消逝的弄堂时光的深情回望,也呈现了上海大都市传奇的日常性面向。

大都市的小弄堂生活图景

“剃头摊子做的是头顶上的生意,头顶上是天,暗合一个‘天’字。皮匠摊做的是脚底上的营生,暗合一个‘地’字。加上弄堂的名字,就是‘天地同和’四个字。”这个美好寓意也寄托了老百姓太平安稳的生活愿景。弄堂口的小皮匠摊是上海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小说中关于皮匠行当有极具传奇色彩的描写,皮匠之间的文对武比的专业知识揭秘了这一行当的历史和传承,作者浓墨重彩展示了被人们忽略的日常。裁缝鞋匠铺、理发店、酱油酱菜店、老虎灶等各种摊铺都是小弄堂的生活图景,是繁华大都市的另一面向,也是无数上海市民生活的缩影。

弄堂这种典型的居住形式,在城市改造后虽已大量消失在城市地图中,却以个人性的、琐碎的形式留存在居民的记忆中,它们新旧不一,有着各自的名字和情状。在主人公大耳朵的孩童视角里,同和里“这条弄堂造型像一根鱼骨头,两边是无数夹弄,前弄堂口的皮匠摊可以看见后弄堂口的裁缝摊”,而隔壁的德心邨作为新式里弄,“落地钢窗,打蜡地板,磨石子外墙。最奇怪的是,德心邨的人大清早都不出来倒马桶,拉屎撒尿听说都在一只很大的白瓷缸里”。

大部分弄堂的建筑空间结构较为逼仄,公共性的社会空间与个体私密空间无法全然区分。这里面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空间腾挪的精细,也有偷听窥视八卦与家长里短的陋习,然而对于孩童却是亲密无间的乐园。当大耳朵挨小皮匠鞋楦敲头的时候,隔壁毛头和妹妹就会开始计数。同和里后弄堂一口古井和几条石凳,是大人们吹牛聊天争夺话语权的公共空间,之后成了许多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示众台,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不过是嬉戏打闹的乐园。小皮匠在天蟾舞台看机关布景戏后有了谈资,短暂享受过坐石凳的风光待遇,而儿子大耳朵却凭借着能言善辩会讲故事的特长,成为同和里的孩子王。

弄堂生活是上海这座城市传统和精神的复杂表征,它所形成的生活秩序和市民文化,经过漫长的岁月沉淀,成为无数人的集体记忆。

同和里的人物群像

对于一座城市的观看,随着立场、角度不同,会映照出城市不同的面貌。小说使用了孩童的视角,并且加上了回忆的滤镜,显得更为温情。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故事的时间跨度是1964年到1967年这三四年的时间,从历史坐标来看,是由安稳逐渐过渡到动荡的时期,同和里的居民们也经历了时代的风云。

在大耳朵的视角下,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几乎都是以绰号亮相,成人世界里有苦心经营鸽子棚的橄榄头、热爱赌棋的毛头阿爸、追捧某不知名越剧演员的糖粥、掌握古井绝对话语权的阿陆头、“高智商犯罪”的菜场长脚夫妇、歪嘴居委会干部杨招珍、小皮匠相亲对象老虎牙陈翠英、侠肝义胆的广东嫂嫂等等。小说前半部分的安稳日子里,成人世界里是围绕着柴米油盐的嬉笑怒骂的日常,有磕磕绊绊也能调解。随着后期时代局势的变化,人性中善与恶的交锋开始显现,歪嘴杨招珍被阿陆头扇耳光掉落到井里,批斗她的老阿姨们自责不已反过来照顾她;小皮匠参与政治斗争成立“摊联司”失败后重操旧业,同和里的邻居们一如往常接纳了他;阿娟从新疆逃回上海后,居民们议论纷纷,但危难之际集体献血,救回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上海小姑娘。

孩子世界中大耳朵的伙伴毛头、唐唐、芋艿头、阳春面,一家七姐妹的同学徐彩五,一月吃一次饱饭的阿苗、阿花等等,关于他们的日常描写围绕着食物和游戏的主题。开篇就是大耳朵和毛头在烂泥地里戳狗屎玩,小说中有一段徐彩五家吃西瓜的描写趣味十足,七姐妹捧着瓜四处巡游,用牙尖慢慢啃完瓜瓤后上交,妈妈用刨子去皮,大家凭借牙印再各自认领。时局动荡于孩子而言,最初只是游戏般好玩,大耳朵可以跟着大部队领取面包和汽水,围观一些暴力场面,收集传单卖钱。然而当自己的伙伴阿花遭遇不幸时,大耳朵的蝴蝶结永远送不出去了。

小说笔调不带成人世界的道德判断,而是尽量自然呈现出生活的本相,那些温情与残酷的人性都在其中。

大耳朵的野蛮成长史

大耳朵出场时是一个调皮捣蛋、好勇斗狠、经常挨打、缺衣少食的小魔王形象,他哄骗毛头洗臭袜子还收钱,白吃小贩西瓜,往同桌饭盒里放蟋蟀等等,连他养的猫也像极了主人,撞翻邻居的油瓶。小说中用了大量丰富的细节来描写他对于食物的敏感,细致入微且幽默轻松的笔调后,隐藏着作者对那个物质匮乏时代深深的悲悯。大耳朵出走时望着渔妇做饭,“那女人往锅里放油时不像是放油,倒像是在滴花露水……又用手指的油腻抹在锅铲底部,随即用锅铲把油抹开”。围观捡垃圾老头烧菜吃饭,“非得把两只手压在屁股底下,才能控制住伸手去抓一块吃吃的欲望”。当小皮匠相亲的时候,大耳朵连泡饭都没得吃,一天一根年糕过活,因此大耳朵无师自通学得了以物换物的商人意识,然而对于比自己更加困窘的伙伴又极具分享精神,学校爱国卫生运动中他和家长们做起了生意,用苍蝇换零食文具,他和伙伴阿苗、阿花将饼干屑也公平分摊。

没有母亲的他一直认为真正关心他的只有三个人:阿娟、顾老师、闸北的姨婆。不得不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时时有脱离正轨的可能性,这些女性所给予的爱与欣赏纠正了大耳朵的歧路之旅。阿娟及时制止了大耳朵小偷小摸的行为,他在去新疆前把书还给了少儿图书馆;顾老师发现他的文学天赋,欣赏并且鼓励他参加作文比赛,培养他的自信心;姨婆是他出走时唯一的落脚点,翻箱倒柜给他找衣服做小菜。此外,还有同和里的广东嫂嫂,她的正义和侠气解救了大耳朵一家不少危机。大耳朵也用一颗赤子之心在守护着她们,竭力不让人抄走阿娟的嫁妆,四处奔走营救阿娟;对于姨婆的晚年孤寂似懂非懂,甘愿充当听众,慰藉她只能给老鼠讲故事的悲凉;还有他对广东嫂嫂那声尚未叫出口的“妈妈”……

小说结尾大耳朵说“我的心里忽然有几分忧伤。按理我这个年纪不会知道什么叫忧伤,而且,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忧伤”,这是他向孩子世界的告别,在这条名为同和里的弄堂中,他已然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