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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植树那些事儿

2019年04月22日   12: 解放周一/博闻·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雷册渊 整理

今天,是第50个世界地球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大家的绿化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在古代,虽然没有世界地球日和植树节,植树的历史和传统却源远流长。

那么,中国植树绿化的历史从何而来?古人是如何鼓励植树的?又留下了哪些植树造林的佳话呢?

古人植树的N个理由

在中国,植树的历史可谓悠久。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呢?除了今天的环保诉求,还有其他原因吗?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桑枣等经济林木的产出能够作为庄稼的补充,为百姓的衣食生活提供保障。孟子曾提出:“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即要在种田的同时栽种桑树,以此来养蚕,纺织衣物。

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还能致富。据《史记》记载,那些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橘”“千树萩”“千亩竹”……的人,堪称“素封”。他们虽然没有朝廷的封爵,但是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

行道树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两周时期就“列树以表道”,即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更是周人所崇尚的礼仪。秦朝时,大修驰道,对种树也有详细要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行道树种类增加,不仅限于松树,杨、柳、榆、槐皆有之。种植范围也更加宽广,“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隋代开凿大运河时,运河边的御道两侧也有行道树。

古代种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军事屏障。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就是一个例子。彼时,函谷关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并不适宜大规模行军,其关隘作用因此大大提升。秦汉以来,用树来限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作用更加明显。在蒙恬受命北御匈奴的时候,他就创造性地“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同时在外面栽种大量的榆树,构成了另一层关塞,极大地限制了匈奴骑马进攻的机动性,让骑兵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失去了马的协助,匈奴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易于击溃。

当然,古人也早早就有了环保的意识。孟子曾言“斧斤以时入山林”,《汉书》更指出“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明确提出了水旱灾害与乱砍滥伐之间的联系。清代华州严格执行山禁,禁止砍伐林木,以减少水土流失;西乡县广种树木,防止水患……这些都说明,古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乱砍滥伐与水土流失之间的关系了。

鼓励植树的N种方法

在古代中国虽没有国家规定的植树节,但一直保留着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那么古代人是怎么鼓励植树的呢?

《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早在先秦时期,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称为“林衡”或“山虞”。《周礼》对这两个职位有明确的描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以时斩材,而林衡受法于山虞,以严其戒,一有不平,则计其守其之功过而赏罚之矣。”也就是说山虞职位较高,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对树木的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林衡职位相对较低,受山虞领导,主要职责是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

即使是在诸侯混战、四方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植树依然盛行。齐国名相管仲要求城民布衣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巩固城防,并言:“能树百棵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意思是谁要能种一百棵树并使其长势繁盛,就可以得到黄金一斤、粮食八石的奖励。

唐代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相当于现代的“自留地”,便规定在永业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唐朝还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要种上行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宋太祖赵匡胤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足见朝廷对种树的重视。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明太祖朱元璋被人称作“植树皇帝”,甫一登基就诏令天下:“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一家人家一年要种桑麻以及枣树各两百株。诏令一颁布,仅金陵钟山等地就植桑麻五十多万棵。而后逐年递增,蔚然成风。到朱元璋退位时,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多。

历史名人与树的N个故事

翻阅史册,不难发现,许多历史名人都与树有着不解之缘。

西周时,有位名将叫沙俊其,此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他每打一次胜仗,就令军士“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以栽树来庆功,古今尚无先例。后来,他连抓到了俘虏,也令他们去栽树,以至于他率领的军队形成了“庆功栽杨”的庆功习惯。这种习惯影响颇远,许多诸侯国都效仿了这种一举数得、别出心裁的庆祝形式。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施。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栽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栽一株。数十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就用杏子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三国时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大力倡导绿化,而且亲手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他写诗自叙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一副亲力亲为的风范。此外,他还总结了绿化的许多方法和技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这些经验之谈,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六百多里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本文综合自《国家人文历史》《海南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