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2 星期一
日期检索 本期头版  本期内容导航 

能亲身参与这场社会大变革,幸运之至!

——林毅夫十三章:我来大陆这40年(上)

2019年04月22日   07: 首席专版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首席记者 高渊

40年前,林正义连长从金门游到厦门上岸。40年后,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中,林毅夫教授跟我聊过去的40年,也聊当下与未来。

人物小传

林毅夫

原名林正义,无党派人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12月,获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先锋”称号。

1979年5月16日晚,27岁的上尉连长林正义只身离开台湾金门,跨海游到了2000多米外的福建厦门海岸。

201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间古朴雅致的办公室,67岁的林毅夫推开门,微笑着与我握手,迎接我的到访。

其间,相隔整整40年。

这40年间,当年的林正义早就更名林毅夫,那个金门马山连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权威,不仅当过中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去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林毅夫以对经济转型理论的贡献成为受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锋之一。

今年还是林毅夫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第十个年头。现在,林毅夫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这几年,他曾被外界猜测:会不会凭新结构经济学,而成为首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当我向林毅夫提出此问,他以标志性的微笑作答:“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随后马上补充道:“1995年我在《经济研究》创刊40年的祝贺文章中就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不是我,而是下一代或两代。”

在林毅夫看来,从亚当·斯密到二战,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二战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的地位。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经济学大师。”

不过,围绕在林毅夫身边的不仅是赞美,也有一些质疑。我问他,在他的心目中,怎样才是好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正色道:“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更要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背后谁是决策者,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他面临怎样的限制条件,会有哪些选择,哪一个是达到目标的最好选择。然后,把这个逻辑写出来就是一个理论,这是好的经济学家的工作。”

这40年来,林毅夫就如他自己所言,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指出一个国家成功发展的两大关键:“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颇为巧合的是,林毅夫在中国大陆的4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基本吻合。他对我感慨,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能够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研究,亲身观察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大变革,乃至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实属幸运之至。

在朗润园中,我们聊过去的40年,也聊当下与未来。虽早已年过花甲,但林毅夫依然豪气不减:“如果上天再假我30年,我愿继续抓住时代的机遇,深化理论创新,贡献于中国梦的实现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繁荣。”

第一章

来历不明的人

高渊:40年前踏上厦门海滩时,了解大陆的局势吗?

林毅夫:在台湾时我就非常关注大陆的各种信息,对1949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和波折都是清楚的。我从小喜欢历史,确信祖国统一有利于两岸人民和民族复兴,自己应该为此尽一点力。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40年后会发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没有预想到,我想当时世界上没人能想到,包括小平同志自己。

高渊:预料不到是因为突破了当年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那时候,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翻两番就是年均增长7.2%。当时发展经济学有一个理论叫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在受到战争和大的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恢复,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连续几年达到7%,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

所以对于20年翻两番,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取法乎上”的政治目标,提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给大家鼓劲,努力往那个方向奋斗。有一次,我向当时从纽约大学到北大来访问的伯纳特教授请教,中国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吗?他也认为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这个目标,我相信多数人认为不可能达到。但现在看,我们年均增长率不是7.2%,而是9.4%,不是持续发展20年,而是40年。9.4%和7.2%只相差2.2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按7.2%发展40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6倍,以9.4%发展的结果是1978年的36倍,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预想到的。

高渊:初到大陆时,留下了什么印象?

林毅夫:直接观感是很穷,北京的二环路还没建,城里最高的楼是17层的北京饭店,海淀当时就是一条老旧矮房子的小街。从城里到北大,过了西直门、动物园就是农村,北大周围很荒凉。

不过,穷只是表象。大家虽然穷,但社会有朝气,充满着希望。一方面是打倒了“四人帮”,心情都比较舒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充满了信心,而且各方面的状况都在不断改善,整个社会蓬勃向上。这种情形和我小时候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印象有些相似。

高渊:回大陆后,为何选择去北大?

林毅夫:我回来的目的,是希望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力,这要求我对大陆的体制、社会有足够的了解。以前在台湾受的教育,欠缺社会主义这一部分。所以我来了以后,提出希望能够到大学读书。最早联系的不是北大,但那所大学有顾虑,毕竟我的来历有点不明。幸运的是,后来联系了北大,这里的老师很开明,接纳了我。

高渊:去北大是直接找了经济系?

林毅夫:对。因为我在台湾已经读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在那之前,我在台湾大学读了一个学期的农业机械,然后就去军校了。

现在回想,我很感谢北大经济系的张友仁教授,他是我硕士论文导师,教导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后来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与产业的内生选择,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个思路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章

舒尔茨来信

高渊:后来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是什么机缘?

林毅夫: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机缘,因为我并没有主动向芝加哥大学提出申请。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舒尔茨教授到上海的复旦大学访问一个月,前一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回国途中经过北京,北大邀请他来做一次讲座,我记得题目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当时,学校指派我当现场翻译。其实我的经济学知识很有限,幸而他讲得浅显,我能听懂。他从观众的表情和反应觉得我的翻译不错,回国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我去芝大留学。

高渊:有了舒尔茨教授的信,后来留学之路就很顺利吗?

林毅夫:很顺利,因为是他主动邀请的。不过按规定还是要考托福,当时国内还没有托福考试。1981年9月,芝加哥大学想了个变通方式,指派一位芝大到北大的留学生,带了一套美国英语程度考试的试卷,替代托福考试。

考试很正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位留学生当监考,一对一考试。我在台湾是初中开始学英语,有一定基础,所以考得不错。芝大就给了全额奖学金,1982年去读博士学位。

高渊:芝加哥大学当时被称作现代经济学圣地,你花了4年时间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据说是大陆你们这一代人中的第一人。

林毅夫:我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最早去美国留学的那批人,易纲、海闻等也是那时候去的,还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不过,我们几个人相距很远,易纲在伊利诺伊大学,海闻在加州大学。我是1986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应该是大陆我们这代人中的第一个,我是比较幸运的。

我从芝大经济系舒尔茨、约翰逊、罗森、贝克尔、福格尔等老师那儿受益良多。后来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和“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我从那些大师们身上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总结真实世界现象背后因果逻辑的方法。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在我的思想观点和他们有明显分歧时,这些当代经济学大师们,还以平等的姿态和我讨论,并且鼓励我、支持我。2001年芝加哥大学设立“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时,请我去做了首讲,2010年贝克尔教授建议芝加哥大学给予我杰出校友荣誉。2012年,我60岁生日时开了一个研讨会,贝克尔教授还特地录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以学生向老师发问的口吻和我讨论我的新书《本体和常无》。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怎么做老师,怎么对待理论创新。

第三章

西天取经的反思

高渊:现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很多人依然称你为农业经济学家。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就是主攻农业经济学吗?

林毅夫:其实在芝大经济系,从来没有农业经济这个专项。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都是理性人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农业问题,就是农业经济学,用来研究宏观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学,用来研究金融问题,那就是金融经济学。他们提供的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训练。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传统,要求他们的外国学生以本国的现象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在1984年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到底改对了还是改错了,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争论,所以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毕业后的前10年,我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章,因此,国内外经济学界就以农业经济学家来称呼我。

高渊:你的博士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林毅夫: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已经从集体的生产队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也获得了连续多年的丰收。不过,那时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文献依然认为,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这种观点显然难以解释我国农村改革所出现的变化。

我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按劳分配的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劳动投入的积极性取决于劳动衡量的准确性,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于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

我的博士论文被舒尔茨教授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后来,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政策论文奖,并被主持SSCI的机构评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获得了“经典引文奖”。

高渊:可以说,你的论文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正确。在当时陆续发表的论文中,还提出了哪些有意思的观点?

林毅夫:1991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完成了土改后,随即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推动农业持续增产,但后来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下滑,这种情况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

我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提出在农业生产劳动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作为惩罚。在合作化初期,一般是政府鼓励,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人误认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便会剥夺他们退社的权利。这样,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

1992年,我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冠名《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出版,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奖。2000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由于我在农业经济学和其领域方面的研究,2005年获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四章

那个台湾人又回来了

高渊:当时国内很多人觉得,你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会回来了吧?

林毅夫:回国前,我和国内好几个单位联系过,但基本上都没有回音。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台湾来的人怎么可能再回来?

我是1987年回国的。之所以多待一年,是因为我夫人当时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特殊教育的博士,我就等了她一年,去耶鲁大学做博士后。这期间,好几个大学愿意为我提供教职,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世界银行也邀请我去。

高渊:听说那时你若去世行工作,一天的工资等于国内全年的工资;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的话,两天的工资等于国内全年的工资。最终是什么因素决定回来?

林毅夫:1979年我都回来了,更何况1987年!对我来说,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一点犹豫,因为只有回国才能更好地作贡献。

其实,我回来很多人是反对的,包括芝大的老师。他们问我想做什么?我说研究经济学。他们说,你回中国大陆的话,很可能看不到国外最新的文献,也没有人可以讨论,怎么做研究?

但我认为,经济学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持续将近10年,这么大的社会转型,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更好地观察,了解成功背后的道理。如果身在海外,总是隔了一层,雾里看花。我回到国内来,可能缺少文献,没几个人可以讨论,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做好研究最关键的是对现象的理解。我认为,回国近距离观察才能抓住改革开放给予的研究理论的机会。

高渊:1987年回国后,跟5年前去美国时相比,觉得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

林毅夫:1979年我第一次到大陆,感觉“文革”的伤痕还比较重。1982年离开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都要凭票供应,物资非常短缺。1987年回国的第一感受,跟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市面上各种东西多了,市场繁荣了,商品丰富了。

那段时间应该说:农民高兴,因为增产增收;城里人高兴,因为各种农副产品丰富起来了;政府也高兴,因为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真是充满了乐观,充满了志气,充满了信心。

第五章

指点江山的年代

高渊:回来后为何没回北大,而是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林毅夫:看到我真的回来了,很多单位都欢迎我去,包括北大、中国社科院等。但因为我研究农村问题,之前见过几次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杜润生主任,他对我有印象。他知道我回国了,就积极地主动邀请我。杜老确实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胸怀,非常爱才。我是从台湾过来的,可以说来历不明,但他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不仅器重我,还重用我,我是特别幸运吧。

当时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既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面设发展研究所,王岐山是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我去了直接当副所长,后来还有杜鹰。这个研究所人才济济,还有周其仁等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家真是意气风发,充满着指点江山的激情。

那时候,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供了观察中国改革问题和现象的最好条件,但在北大我一直有兼职,当兼职副教授。

高渊:网上有人说你曾经有机会去教育部当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司司长,是否有这件事?

林毅夫:1988年,为了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作为第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教育部领导曾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我去担任国际合作司司长、副秘书长,我觉得自己的长处在于研究不在于执行,我咨询了王岐山所长,他也觉得我到那个位置所用非所学,因此婉拒了教育部领导的盛情。

高渊:1993年,你正式回归北大,回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其实,1988年就开始和平新乔、孙来祥等年轻老师酝酿这件事。1992年夏天,海闻从美国回来教暑期课,我们又酝酿这个想法。当时,小平同志刚刚发表了南方谈话,我们谈起中国要向市场经济转型,总要对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到了1993年,我和海闻、易纲、张维迎跟北大提出这个建议,得到吴树青校长的力挺。

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有三个定位。一是教学,把现代经济学引进中国;二是研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三是做政策咨询。

高渊:十多年后的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出于什么考虑。

林毅夫:改革开放之初,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主要是从经济问题着手。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中国问题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它是政治、社会、国际等综合课题。如果只研究经济问题,是不全面的,所以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机构。

第六章

预言20年

高渊:你到北大后,第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什么?

林毅夫:应该说是和蔡昉、李周合作,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这本书形成了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出版后获得学界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后来,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

高渊:在《中国的奇迹》中,预测20年后的2015年,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了2014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确实超过了美国,这本书让你成了预言家?

林毅夫:1994年提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基本没人相信,属于天方夜谭。当时国外盛行“中国崩溃论”,1995年时,还有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似乎中国到处是问题。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要看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靠什么办法解决,以及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决定经济增长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改革有利于维持稳定,也有利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当时我们还预测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大家对这就更不相信了。不过,现在这个预测已经成为国际主要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共识了。

高渊:除了做出准确预测,还提出解决方案吗?

林毅夫:如果仔细看《中国的奇迹》这本书,比预测更重要的是那本书对中国怎么样从双轨制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在什么条件下应该怎么干,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条件是什么,都做了分析提出了建议。现在回顾起来,那本书有点像我国过去这20多年改革的蓝图。其实,不仅结果预判准确,过程预判也差不多,这20多年,中国的改革进程和那本书里面所描述的高度吻合。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领导人是看了这本书后,再推出各项改革举措的。后来在《本体与常无》这本讨论方法论的书里,我谈到最好的政治家和最好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面对一个问题时要考虑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所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有什么硬约束,在给定的资源和约束条件下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哪个是最好的方案。

一个经济学家在观察现象提出理论时是以这个方式来思考,一个政治家在做决策时也是以此方式来思考,两者都不是本本主义,都是从问题、现象出发来做决策,其实成功的企业家也是这样的。

第七章

来自中国的副行长

高渊: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正式任命你为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这是世界银行首次任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世行有意于你?

林毅夫:那是在2007年11月,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给我打了个电话。其实我跟他经常通话,因为我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但那个电话快结束时,他说他要卸任了,想推荐我去当下任,问我感不感兴趣。

我知道每一任首席经济学家离职前,世界银行会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从全世界合适的经济学家中挑选推荐人选,最后由行长决定。我说让我考虑一下,所以他就等了几天。

高渊:首席经济学家人选是全球考虑的,你觉得世行为何挑中了你?

林毅夫:世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减贫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以前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般来自于发达国家,既然中国是减贫效果最好的国家,就应该找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把中国减贫的经验介绍给全世界。总的来讲,我想是水涨船高吧,因为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重视,才会引起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视。

中国经济学家很多,至于为何是我,可能因为我在200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在国内社会科学界是第一位。2007年,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邀请我当主讲人,这是全球最顶级的讲座,从1946年开始举办,我是第61位主讲人,在我前面的60位当中,有15位拿到了诺贝尔奖。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才设立,并且只授予还在世的经济学家,否则获奖人数肯定会超过15位。我是第二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讲人,而且我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最多,引用率也最高。

高渊:你到世行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用中国经验为全球减贫?

林毅夫:一开始时只想多了解点情况,尽可能多地走访发展中国家,到世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去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那四年,我去了14次非洲,可能是到非州次数最多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当我看到那些贫穷的孩子,内心就有一种冲动,因为中国曾经也贫穷过,而我们是幸运的。所以,我想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也能成为幸运的人。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人的追求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生活得比自己更好。

世界银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我主管的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有300多位,间接管的有1000多位,他们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也有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为何成效有限?

我认为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因为,他们学的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世行的政策也大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较为接近,中国的经验会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高渊:其实你一到世行,就遇到一个很大的考验,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你当时是如何理解定义这场危机的?

林毅夫: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也触发了全球股市的崩盘,贸易急剧萎缩,失业率大增。当时的世界银行,对这场金融危机展开了讨论。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危机,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一般只持续3个季度,最长7个季度。

但我认为,这场危机跟过去的危机有本质差异。在危机前全球有七八年的繁荣期,但繁荣的背后有很多泡沫的成分。现在泡沫破灭了,需求突然下降,产能过剩。过去这种情形发生在一个国家,可以靠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靠外需拉动来度过危机。而这次是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危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只会带来其他国家的竞争性贬值,这就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影响会持久而深远。

事实证明,这场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严寒,并且蔓延到了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2009年,针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设想——新马歇尔计划。我建议,由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储备货币国和中国这样的“高储蓄国”及石油出口国,在未来5年中向低收入国家提供2万亿美元,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项目和绿色经济,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并且帮助发达国家创造出口需求,恢复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对发达国家来说其效用等同于过去的货币贬值。而且,比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有效。

当时,由于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危机是短期的,主要的解决思路是帮助金融机构渡过难关、发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对我的建议响应者寥寥。但1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一直无法从危机中完全复苏,我的倡议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还特地以此为专题,提出经济下滑时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