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0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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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相通: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2019年04月02日   16: 思想周刊/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曾建华

《文子》的政治理想与战国儒家奢谈仁义礼乐之教化不同,与《庄子》《列子》等其他道家玄谈之绝对自由也不尽相同,更与后来违背人性而狂热追求法、术、势、利的法家截然不同。它试图在“精神”的引导下,竭力调和儒、道、法三家之政治构想

文子,姓辛,名计然,楚国高士。一说为老子弟子,另一说为范蠡之师。所著《文子》又称《通玄真经》,是战国黄老学派的重要著述。全书共12卷,倡天道、斥人欲、主精诚、放诈伪,上以劝皇王帝霸,下以宣道德礼义,务求无为而化成天下。

与其他诸子文章不同,《文子》主旨在于申述《老子》思想,故长于论说,而极少寓言、史事,趣味性和故事性明显较弱。因此,自汉迄唐,《文子》的诠释和传播都远不如抄录其书却附以具体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的《淮南子》。

开元二十九年,崇信道教的唐明皇在长安、洛阳及各州首府建立玄元皇帝庙、并开设崇玄学,勒令各地学生修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且每年依照明经科标准,推荐、选拔生员入朝。于是,本已落寞的《文子》受到读书人的重视,继而有道号默希子者(徐灵府)为之作注。该书刊行于宋,后入《道藏》,成为当今可见最早也最为完善的注本。

1973年,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文子》。尽管简本仅存《道原》篇及部分残章零句,但足以窥探古本《文子》的基本面貌。比如,此本并无“老子曰”字样,而是以“文子”与“平王”(当为楚平王)问答之事连缀成篇,但主旨思想与今本基本一致。由此,《文子》真伪之争渐息。

遗憾的是,学界焦点仍放在古、今本《文子》以及《文子》与《淮南子》的文献研究上,而没什么专门文章来谈论《文子》之“精神”。

找到来处,确定归途

一日,天朗气清,楚平王与文子同游于云梦之泽、巫山之巅。

楚平王,芈姓,熊氏,名弃疾。陈、蔡被灭后,曾担任两国长官。其在位13年,虽有政治手腕,但为人阴险,尤有贪渎好色之名。

那日,平王看着楚地的壮阔山河,发出感慨和疑问:先生常说“天之与人,有以相通”,虽觉其理,却不解何故。文子捻须而笑,答道:因为宇宙之间,唯有人是精神性的存在,能无限接近于道。

平王犹不解。于是,文子指着山间雾气说道:宇宙之初便如这混沌之气,恍恍惚惚,若存若无,裹胁于道中。而天地万物皆由道赋能,由气赋形。因此,气是一切有形事物的基质,是为元气。元气受道的牵引作用,不断向外流出和分化,从而形成清浊二气。清气精微而轻盈,故不断上升构成苍穹;浊气粗劣而凝重,故不断下沉构成大地。随着两气彼此作用,遂有阴阳之变、五行之运、日月之彰、星历之行以及山川之形与鸟兽之殖。一个麟游凤翔、生机勃勃的世界由此诞生。

然而,在此天地万物之中,唯独人之精神受之于天。因而,人与天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人亦是一个精神汇聚的小宇宙。比如,椭圆的脑袋是对苍穹的效法,两足是对大地的模仿;天有春夏秋冬之运行,人则有手足四肢之运动;天有金木水火土之交互,人则有心肝脾肺肾之系统;天有八方、中央之解合,人有上下九窍之贯通;天有三百六十日之轮回,人则有三百六十处关节;天有风雨寒暑之变,人有喜怒哀乐之发。

在这个小宇宙中,“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皆随心中意念而动,而意念的能量便源自精神。假如失去精神的加持,即便是与天同构的形体也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一个完全被动的生命结构。因此,精神便如日月之光,可赋予人之生命以无限可能,足以使人上通天道、神化品庶,成为万物之灵。

平王听得心驰神往,继而问道:寡人听说上古有冯夷、大丙、西王母之类“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的得道者,他们可驾驭阴阳,无视幽冥,履霜雪而无痕,随风起而扶摇。在下可经纪山川,蹈腾昆仑;在上则往来天庭,出入阊阖。不知寡人何日才能获得此道?

文子答曰:得道并没有那么神秘,不过是人以自我之精神最大限度地感知、接纳整个宇宙原始的精神。这个感知的过程就是人与天的交流过程,目的并不是让人变成神仙,而是要尽量理解天的意志、效法天的行为,带领迷途之人回归纯粹、本真的精神状态。

比如,上古之时,人与人没有利害之争,各安其性命之乐,得其精神之纯,故被后世称为天民。后来,夏鲧建造高城,自立为王,逐渐导致人心异变和诸侯背叛,乃至四海之外也生出狡诈之心。禹敏锐地体察到天下人心变化的根源,便毁坏所有城池、焚烧全部兵甲,更将父亲积聚的财物全部赏赐给各个部落,遂用雨露般的恩德感化了海外、四夷的诸侯。

文子反问:我王,禹的行为不正是效法天的宽广无私吗?只有彻底摆脱人造之物的诱惑,我们才能真正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敏锐。所以,“上古真人,呼吸阴阳,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领理隐密,自成纯朴,纯朴未散,而万物大优”。

但是,平王似乎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的肉体终究是浊气构成,自然无法抹去本能的欲望和杂念,更不可能回归到原始时代。所谓天人相通,终究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生命理想罢了。

许多年后,文子回想起当日的对话,终于领悟到天人之际的真谛:人既承受着源自上天的精神,也担负着身祀大地的职责。故形神遇合,不过是精神在肉体间偶然的短暂停留,最终精神、肉体都将回归于天地。

这种既富诗意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恰如其分地观照了人类生命的独特与永恒,为我们找到了来处,又为我们确定了归途。由此,世人方能确信,无论生死,人之精神始终与天地万物相沟通。这正是文子“天之与人,有以相通”的根本所在。

精神越纯净,智识越明朗

如果说肉体的欲念是天人相通的原始阻碍,那么精神的清明就是实现天人相通的必由之路。道家始终坚守一个知见:精神越纯净,人的智识便越明朗,从而才能公正地看待纷繁复杂的世象,平和地观照瞬息万变的内心,最终体验生命的极致。

有一次,文子向老师李耳请教何为生命的极致。老子说,那是一种生死也不能改变的至神状态,即“神则以求无不待也,以为无不成也”的神明之境。或者说,这便是以精神之清明彻底消解肉体之欲后的天人相通之生命体验。

若干年后,文子又三次对神明作出阐释。第一次是生命意义上的神明状态:“神明者,得其内。得其内者,五藏宁,思虑平,耳目聪明,筋骨劲强,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匮,无所太过,无所不逮。”第二次是天、人交互层面的神明特征:“天设日月,列星辰,张四时,调阴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万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万物亡。此谓神明。”第三次是修道层面的神明境界:“夫道者,体员(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尽管三者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是强调精神的终极结果。

为了进一步明确神明的内涵,文子又将精神的作用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精神是先于生命本身且塑造生命形态的物质;其次,精神是主导人之心智的根本动力,也是反映人之心智状态的一面镜子,是“达性命之情”的根本途径;最后,精神虽无形、无体、若亡、若死,却能“出入无间,役使鬼神”,甚至可“登假千道”、无所不能。

正因为看到了精神的特殊作用,文子又在生命运化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纲领性的“贵神”主张:必须让精神统摄身体,而不可使精神受制于肉体。文子不止一次地告诫日益骄纵的平王:即使帝王驾崩,也会把骨骸埋藏于山野之间。但他们会为自己的精神设立明堂,使其祭祀不辍。这还不足以说明精神相对于形体的高贵吗?精神一旦受制于形体,人便会陷入骄纵、昏聩;反之,让精神主宰自身,人便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然而,仅仅强调精神之贵,仍然无法说服平王放弃骄奢淫逸的生活。为此,文子相继提出“守神”十法:守虚、守无、守平、守易、守清、守真、守静、守法、守弱、守朴,并严厉告诫“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正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若不能去除身体所沾染的欲望,身体便会被鬼神所恶,最终自身所存之神魂就会扬长而去。

也许,《文子》的精神论终究还是受到楚地鬼神观念的渗透,或许借助鬼神的加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毕竟,鬼神更具体,也更具威慑力。同时,文子还以夸张的言辞,向平王描述了精神的无限作用:“其动无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千道。”这样一来,他终究没能将平王真正导入正法。

综上可知,《文子》所谓天人相通不仅是精神相贯,也包含鬼神来舍的双重属性,其终极形态便是神明之境,即人与神相融合的最佳状态,无限接近于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同修德政,调和儒法

《文子》的神明境界虽然略带鬼神色彩,但主要强调人的精神修为。显然,这个神明尚未落脚于治国理政的具体事务。为此,又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政治方略——神化天下的“神明政治”。

此处的神化不能简单理解为道德精神的感化,而是一种稍带神秘色彩的天、人之间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正向变化,即通过“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等方式,达到“怀天心,抱地气,执冲含和”的精神境界,进而实现“不下堂而行四海,变易习俗,民化迁善,若出诸己”的目的。

神化的另一面向即庙战:“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修正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文子认为,真正的战争不是短兵相接、浮尸千里的杀人游戏,而是庙堂之上、君臣一心同修德政的比拼,是君王以博大之精神通感天下、广布德泽的较量。这便是所谓的庙战,是帝德、王道精神的集中体现。显然,神化与庙战可谓一体两面,是帝王一统天下的最佳选择。

要实现庙战、神化的政治理想,前提是君王要效法圣人之游,“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简言之,就是要彻底解放思想、自由心灵与无为而为,具体表现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知九窍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最终效果是,“甘雨以时,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养民以公,威厉以诚,法省不烦,教化如神,法宽刑缓,囹圄空虚,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显然,神化是神明之德的延伸和实践形式,且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神化,即通过体道、修道、为道以达到合道的境界;二是神化天下,即以精诚为前提,同时指向身国同化、天人合一的政治实践,即不以杀戮、刑赏、礼教等外在手段为依托,而专注于无为之自为的普世性精神教化。

综上可知,《文子》“精神”论的核心是天人交通,目的是实现“神明政治”。因此,《文子》的政治理想与战国儒家奢谈仁义礼乐之教化不同,与《庄子》《列子》等其他道家玄谈之绝对自由也不尽相同,更与后来违背人性而狂热追求法、术、势、利的法家截然不同。

《文子》的政治理念既能“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又能强调人的精神性,并将其纳入国家政治的宏观思考中。正因为如此,它并不完全排斥礼、法的约束力与公正性,只不过神、礼、法三者在制度设计中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从中可以看到,《文子》试图在“精神”的引导下,竭力调和儒、道、法三家之政治构想。这正是《文子》一书的精彩所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