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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上海制造”应避免“天女散花”

2019年04月02日   13: 思想周刊/观点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王国平

打响“四个品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上海的重大实践。从其科学内涵来看,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义。这里,仅就“上海制造”谈点体会和建议。

在创新能力上补短板

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是一个海边县城。伴随近代以来海外资本、商品,特别是金融、航运的发展,上海的城市形态逐渐显现。总的来看,上海的城市形态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远东国际大都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外贸易中心逐渐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转移过程。外国商品和资本纷纷涌入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开办银行,使上海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第二阶段,新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这一时期,上海牌工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如轿车、电视、冰箱、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与此同时,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称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6,上缴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的近1/6。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从历史进程角度来看,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繁荣。此时,上海的产业质量及其地位并未体现国际比较,具有一定的品牌局限性。在经济结构上,上海逐渐从多功能城市变为工业基地。到1978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比为77.4%,第三产业仅占18.6%。

第三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后位”的低迷状态。20世纪80年代,随着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上海原有封闭体制下的产业优势逐渐丧失,陷入一时的被动和低迷状态。不仅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和红灯牌收音机、上海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金星牌电视机、双鹿牌洗衣机、上海牌轿车等逐渐被人遗忘。

第四阶段,浦东开发开放后的新辉煌。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上海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逐渐打造出开放、多功能、国际化的新形象,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新辉煌。

应该承认,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这座城市再次融入国际开放环境、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此前的开放相比,这次大开发、大发展具有国家的有力支撑,从而得以在国际空间拓展出现代城市品质。

新的历史时期,上海产业结构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薄弱环节业已暴露,即创新力不强。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我们的创新强项和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创新成果市场交易量、专利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等主要指标的滞后上。

从发展走势来看,城市创新力尤其是产业创新力不能凸显优势、无法抢占前沿和制高点,必然会制约城市的带动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要求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高度契合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

事实上,在创新能力上补短板,不仅要求科学研究和科技研发上台阶、上水平,而且需要产业链的对接,需要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高度融合。同时,上海具有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条件和优势。若能立足优势领域、主攻国家急需、强化技术攻坚、带动产业集聚,一定能重振“上海制造”。

注重对接、聚焦和集聚

新时代,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需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制造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高端优质产品,建立健全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在总体规划中,“对接”“聚焦”和“集聚”可成为路径选择之策。

“对接”主要指跟踪科创中心建设,进行产业链规划并针对性施策。期待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形成的研发成果全部就地转化为产业,是不现实的。在环保和土地资源都是刚性制约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高端成果落地。

以医药产业为例,张江已成为新药研发的集聚地。其中的一些高端新药制造,只要进行科学规划,包括将郊区纳入产业链开发应用的领域,张江就不仅仅等于研发中心,而是有望成为上海战略性高端产业链的策源地。这也是龙头或核心城市在发展制造业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即要尽可能与长三角城市实现错位发展,体现垂直高端水平。这是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应承担的责任和功能。

“聚焦”强调的是产业政策要发挥积极作用。为避免产业发展方向上的模糊和资金使用出现“天女散花”现象,集中选择若干重点制造业作为扶持对象,既是提升效应的需要,也与产业政策追求相契合。

发展制造业应体现规律性需求,包括尊重现有产业基础、优势以及对标国际一流。具体应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为基础,形成“1+4”的布局。所谓“1”即人工智能产业。这是相对于现有全部制造业而言的,具有引领带动性的先进制造业,而并非限于某一个领域。其中,广覆盖、渗透性、引擎式是基本特征,全产业链应用是必然方向。所谓“4”即集中聚焦四大领域: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物医药与高端器械产业、新一代汽车产业(智能网联、电力驱动、自动驾驶、共享使用)。着眼于上海制造的现实,这些领域已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优势基础,可以集中发展、走向前沿。

“集聚”则要求企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布局。上海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云集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是选项,而且应当成为城市的一大特质。对国内企业,也存在集聚的需求,即要让国内龙头企业感到,至少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并以此走向全球是可行的选择。

在“双集聚”的企业基础上,城市营商环境会得到进一步优化。由此再产生一批独角兽企业,就能使企业结构更加完善。从目前企业集聚的实际情形来看,国内第二总部集聚区建设的力度还有待增强。为此,有必要进行专项规划,包括产业导向、政策扶持和空间布局等。

以空间布局为例,有条件的中心城区可设立标志性集聚区,打响第二总部集聚的牌子。同时,鼓励全域开放,进一步挖掘郊区重点区域,产生双层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之效。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