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3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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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海人说“上海人”

2019年03月23日   05: 读书周刊/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作为上海史研究的领军者,这一次,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上海人。他的新著《上海人解析》,试图破解上海人海纳百川的“基因密码”。

聊聊阿拉上海人,既有趣,更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关联着这座城市的明天。

你是上海人吗一个两可的答案

读书周刊:您的新著《上海人解析》,既宏观解读了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分析了上海城市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又通过一些人物个案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上海人特性的认识,读来既有学术深度,又十分有趣。但我注意到,您在前言中写到:我时常被问及“你是上海人吗”,也时常自问“我是上海人吗”,答案永远是两可的。为什么“答案永远是两可的”?

熊月之:我是上世纪70年代因为当兵而来到上海的,祖籍是江苏淮安。但即使在上海出生的人,填写籍贯时,认的也大多是祖籍。所以,论籍贯,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又完全可以说是个上海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大部分上海人都有这个问题。

读书周刊:那您如何定义您的解析对象“上海人”?

熊月之:解析上海人,需分清两类不同内涵的“上海人”概念。一类是纯粹籍贯意义上的上海人,另一类是在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自具特色的上海人,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开埠以前,上海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他们或植棉,或制盐,或种粮,或捕鱼,或经商,文化上受苏州影响较大。那时,即使某人自称上海人,或提到某人是上海人,例如说徐光启、董其昌是上海人,都只有籍贯上的意义。

开埠以后,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量移民涌入,上海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约20万,1900年就超过了100万,15年后就翻了一番,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已是546万。短短一百年间,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而成全国第一大都市。

在中国各种人群中,上海人成为被讨论的对象,首先就是因为人口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对其他地方人民产生不了影响,也就不会被关注、被讨论了。

读书周刊:也就是说,开埠后的上海人才开始形成其独有的文化特征?

熊月之:是的。成为被讨论对象,除了要有人口的数量,还要有文化的异质性。

在一个多世纪里,除了前后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即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引发的来沪潮,其他更多的是受上海这座城市的吸引而来沪的创业者。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的创办,随着缫丝、棉纺、面粉等实业的兴办,上海周边来上海谋生、发展的人迅速增多。上海无与伦比的集聚功能,吸引着来自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为各色人等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这就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农耕体系下熟人社会的移民社会。熟人社会,大家知根知底,每双眼睛都盯着你,依靠道德约束实现自治;移民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大家循社会角色而进行交往,这在之前的中国其他城市是没有的,新的社会形态会孕育新的规则,产生新的社会文化。

读书周刊:您书中提到,据上海自1885年以后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到1950年,非上海籍人口占85%,上海籍人口仅占15%。为什么在非上海籍人口远多于上海籍人口的情况下,上海人会形成了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与北京人、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山东人等并提?

熊月之:虽然客籍远多于主籍,但主客籍的界限被消解,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概念,正是伴随着主客籍界限的消解而形成的。

任何一个移民城市,都会形成土著与客籍的对应关系,上海亦然。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著与客籍的对应关系。但到了1900年以后,上海主客的界限迅速消解,这主要源于华界市政建设近代化的推动,特别是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推动。这是上海居民上海意识增强的表现。通过上海地方自治,最能反映上海移民认同意识的,还不在于修了多少条路,筑了多少座桥,而是领导上海地方自治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客籍绅商。那么多的外来移民,出钱出力,投入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也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同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一些事件,也证明了上海主客界限的消解。其一是地方官员表彰外来移民;其二是上海沪军都督府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到民国初年,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已成普遍现象。其时,上海出版了一批《上海名人传》《上海工商名人录》,所收多不是上海本地人。

上海人的内涵有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先是指狭义的拥有上海籍贯的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涵逐渐扩大,泛指一切在上海安家立业的人;到清末民初,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认可。精明不高明吗一种双面的解读

读书周刊: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不是纯粹从籍贯意义上,而是从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意义上的“上海人”这个词的?

熊月之: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一次,是李鸿章在1900年与李平书的谈话:“君是上海人,当与洋人习,何不度德、不量力乃尔!”那时,李平书在广东一个县做官,领导乡民与洋人斗争,李鸿章教训他措理失当。在李鸿章潜台词中,上海人当是通晓事理的明白人。

到辛亥前后,在报刊书籍中,“上海人”不但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且常与北京人、汉口人、南京人并提。1910年,《新闻报》称:“人皆谓上海为风气开通之地,而上海人亦遂以开通风气自负。”报刊上甚至还出现了将上海人作为插科打诨取笑对象的文章。

读书周刊:一般认为上海人具有哪些行为特征?

熊月之:关于上海人行为方式方面的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有过不少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综合起来,以下五点是较为一致的:

一是处世精明。精明,俗称门槛精,有褒有贬,含义比较复杂,我认为这是一种在承认现实制度、规定、秩序前提下的,以机智的方式实现个人目的的处世原则。

二是讲究实惠。实惠常与实用、实利、实际、实在联系在一起。上海人本能地反感那种远离现实的、空洞抽象的说教和大道理,而喜欢实实在在地工作、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三是重视规范。上海人善于建立和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办法,一旦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很快便会有对应的新规则出来。这是商业中的“契约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四是“崇洋”。近代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人对西洋文化的热情,经久不衰。即使解放后,上海人对西方世界还是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这从改革开放后的出国潮中可以依稀看出,上海人的涉外婚姻也较其他城市多。不过,上海人崇洋却不媚外,近代以来,在反帝斗争中,上海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

五是行动敏捷。行动敏捷就是注重效率,连走路,上海人都叫“跑路”,一个“跑”字,活现了上海人行动敏捷的特点——不跑不行,不跑必落后。

张爱玲说得很深刻:“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上海人这些行为特征的形成,是他们长期生活于高度商业化、现代化、法制化、移民化大都市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高度商业化,使人们比较注重自己的角色和实际利益,有较强的岗位意识和契约意识;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迫使人们注重效率,简化人际关系。

读书周刊:五点之中,“处世精明”是核心,“讲究实惠”、“重视规范”等其他四点都可以看作“精明”的一种外化,但一种流传甚广的、对上海人的批评就是“精明不高明”。

熊月之:精明与高明,本为近义词。按《辞海》解释:精明,精细明察。高明,精明高妙。但放到上世纪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空里来评价“精明”与“高明”,其褒贬是很明晰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上海人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是比较遵守规则、尊重规范的,知法、守法,并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日常生活中,上海人也比较重视“游戏规则”。1949年以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更强化了这种循规蹈矩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旧规范须破而未破、新规范将立而未立,当时的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交通、住房、污染等问题搞得上海人灰头土脸。由经济溯文化,当时的人们就把上海的落后归咎于上海人的素质,“精明不高明”论不胫而走。其实,当时上海的问题主要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但毋庸讳言,在经济转轨时代,上海人遇到“红灯”停下来而不是绕道走,没有把近代上海人敢为天下先的传统继承下来,确实有些落伍。

另一方面,制度化、规范化毕竟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是个过渡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新的规范是一定要建立、完善并遵守的,守规则、重规范的传统最终还是上海人的优势。即使是转轨期,守规则、重规范一般也被认为是诚实、懂行和可靠的品质。有资料提到,“上海的外资企业成功率最高,达98%,居全国之首。80年代末,连续3年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上海均占半数。”因为,“外商与上海人谈判固然比较困难,但与上海签订的合同符合规范,细节考虑周到,执行中少有麻烦,因而成功率较高。”

读书周刊:此外还有批评上海人缺乏血性、即革命性的说法。

熊月之:“七君子”没有血性吗?宋庆龄没有血性吗?上海人的血性,不是那种不讲策略、不计后果的鲁莽,而是具有智慧和韧性。

上海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也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灾活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一马当先。

尤其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上海一直是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在上海诞生及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多,影响特别大。《上海音乐人与抗日救亡》一章中有详细的讲述。

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读书周刊:在上海移民中有个比较普遍、有趣的现象:在家里,或与同乡在一起,他们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到街上,到外地去,则说上海话。当别人称赞上海人时,他认同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当别人批评上海人时,他又强调自己的家乡身份,甚至附和对方一起批评上海人。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熊月之:这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近代上海出版的许多杂志、小报,以批评上海人为能事,但查一查那些编辑,大多是在上海生活已久的移民,称得上老上海了,但他们批评上海人时,毫无心理障碍。就连名人也是这样。陈独秀是与上海关联特别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当时和今天的人看来,他就是上海人,但他批上海人、上海风气批得最狠。还有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等北京文人撰文批评上海文人,引起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以局外人的身份,发表《“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南人与北人》,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客观上为海派说了一些公允话。鲁迅说时并未以海派或上海人自居,殊不知,其时北京有些文人,正是将鲁迅归入海派一类的。

上海移民对家乡与上海的这种双重认同,无意中形成了上海文化特有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机制。回顾上海自近代以来直到21世纪初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历次反思与批评,那些最切肤、最深入、最细致的意见,往往出自那些久居上海的移民学者。他们在进行反思与批评时,其心理结构与当年的鲁迅相同,超然、冷峻,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这种特有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机制,正是上海文化能够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动力源泉。

读书周刊:书中有一个章节《略论近代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这种他者视角是对解析上海人的一种特别补充吗?

熊月之:我有意识地想在书中解决三个问题:本体论,即上海人是谁;认识论,即人们是怎么看上海人的;最后一个是方法论,即如何解析。在人们怎么看上海人的问题上,外侨是不能忽略的一个群体。

侨民是全球化过程中因人口远距离移动、长时间居留而出现的普遍现象。近代上海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先行城市,也是吸纳外国侨民最多的城市。上海外侨国籍最多时达到了58个。

开埠初期,有些侨民属于纯粹的冒险家,对他们来说,上海只是投机、赚钱的地方;10年、20年过去了,生活在上海的外侨,由年轻而年老,由事业起步而事业有成,对上海由陌生而熟悉,上海的一街一弄、一路一桥、一草一木,出现、发生在上海的许多人与事,已成为他们人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他们亲身经历的内容,他们对上海的认同感与日俱增。一些寓沪多年的西方人,自称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他们不愿意被中国人称为外国人。1893年,外侨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其间有寓沪西人致信《新闻报》馆,就自己仍被中国人称为外国人一事进行讨论,认为自己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贡献甚大,不应该再被视为外国人。这封信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所以我特别予以强调。

上海开埠是鸦片战争的产物,是英国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结果,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中西和谐的产物。但对于开埠这件事本身,上海绅商和外国侨民没有赋予明显的负面意义,而是肯定其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肯定其中外双赢的通商效果。直到今天,上海依然是很多海外人才创业、工作的首选城市之一。

读书周刊:过去客观存在,过往形塑未来,“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开放、创新、包容”这一上海最鲜明的品格,根植于城市历史之中。

熊月之:既根植于城市历史,也体现于城市现实,更引领着城市未来的价值取向。其实,对于每个城市精神的概括,都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期盼。任何城市精神的归纳都是带有祈向性的,概括和宣扬城市精神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

纵观开埠以前、开埠以后、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居民特性与城市精神,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不同,但也有贯穿始终的相同或相通之处,即开放、交汇、竞争、创优。上海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的自然禀赋,在闭关锁国的农耕时代,只能处于大一统中国的边缘位置,其优势难以凸显。一旦处于对外、对内高度开放的环境,在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上,上海便由边缘变为开放前沿与交汇中心。开放、交汇、竞争、创优四者中,开放,包括对外、对内两个方向的开放,是前提和基础。没有开放,就无从交汇,无从搭建起中外文化和国内各种区域文化的交流、交融平台。没有高度开放与充分交汇,就难以产生体现全球或全国水平的竞争,也就难以创造出全球、全国第一流的物质或精神产品。

开放、创新、包容,“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这番话,是对上海的赞誉,也道出了对这座城市的深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