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9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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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犯罪花样翻新给刑事立法带来挑战

2019年02月19日   10: 思想周刊/新论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李振林

一段时间以来,新的刑法规避行为不断翻新,给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造成了极大挑战。刑法规避是指自然人或单位为了逃避刑事制裁,通过改变或制造某种与定罪相关的事实,从而获得无罪或轻罪处理结果的行为。大体而言,贿赂犯罪中的刑法规避现象包含三种情形:

一是行为方式的规避。

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受贿案中,除部分开发商就具体请托事项以一事一报方式酬以重金外,还有50多名开发商未明确具体请托事项而长期以礼金形式送出钱物。这是刻意规避“受财—谋利”的权钱交易行为。

二是犯罪所得的规避。

例如,近年来争议颇大的性贿赂,即涉及规避刑法对贿赂犯罪所得界定的话题。权色交易本质上与权钱交易一样,但按照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性贿赂并不属于“财物”,也不属于“财产性利益”,这就为利用美色实施贿赂犯罪的人提供了刑法规避的机会。

三是行为结构的规避。

例如,行贿人将行贿款以项目开拓费等名义交由中介公司代为办理,以期规避法律风险。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将行贿款外包给所谓的合作伙伴,以第三方的“挡粪”来换取雇主的“干净之身”,并最终让消费者为贿赂买单。这种通过改变贿赂行为结构的方式,往往导致司法机关难以查处。

这三类贿赂犯罪的刑法规避行为,仅仅是实践中各式各样刑法规避行为的一部分。从严密刑事法网的角度出发,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刑事立法进行完善。

扩大贿赂犯罪的范围。贿赂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于破坏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根本形式在于“权—利”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种类具有多样性,包括性贿赂在内的非财产性利益同样符合贿赂犯罪的本质,将贿赂扩大为“不正当利益”实为时势所需。

同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界定为“不正当好处”,这里的“不正当好处”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及非财产性利益。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既是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也顺应了国内需求和国际潮流。

取消贿赂犯罪牟利要件。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几乎没有国家为行贿罪、受贿罪设置相关谋利要件。事实上,只要受贿人索取或者收受了不正当好处,便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无须考虑是否谋取利益。

前移预防行贿犯罪的防线。可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国家的通常做法,将行贿犯罪行为明确划分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和实际给予三种行为方式,并规定实施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均构成行贿犯罪的既遂。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