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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人文荟萃,富庶一方

2018年10月01日   07: 假日悦读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能不忆江南”东方讲坛·文化江南系列讲座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江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贤亮,分别讲述了“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笔下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及“明代江南官绅家庭的生活”,为我们全景式展现了明代江南的生活图景。

江南文人的日常:雅集、宴饮、清赏

■陈江

以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维持内心的自尊

明代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我们可以作一个统计。比如,以《明儒学案》所记载的儒家学者为例,有2/3以上出生或主要活动在江南。还有著名的书法家和绘画家,也有2/3以上出生或活动在江南地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尽管众多文化人集中在江南,但在元明清时期,江南的文化人受到的打压是空前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指辽人、金人和北方的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南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到了明朝,江南文人的境遇也不好。朱元璋和朱棣曾经多次把江南地区的大族和富户,包括诸多文化人,大量地北迁,对江南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和摧残。

不过,明代中后期,江南的经济还是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社会地位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业者地位最低下,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一定提升。

于是,江南文人的生存状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政治上的压力,二是社会地位受到工商业者的挑战。原先文化人处于社会的顶层,如今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内心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

在这种状况下,江南文人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也就是以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来维持内心的自尊、自信和自傲。在他们看来,唯一能够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东西,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他们试图以一种悠闲、隐逸的生活态度消解心中的块垒,暂时地或者仅仅在精神上摆脱尘世的喧嚣,躲避官场的凶险,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素养转化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不断趋向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与被他们视为 “粗俗”的富商巨贾相区别。

可以说,这是江南文人在失落和彷徨的状态下,对文化生活的一种再创造。

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

所谓的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家、民间画家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家,他们是文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绘画中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情趣和追求。

明代文人画家留下来的绘画作品,我将它们分为三大类。

一、实景为主的生活描绘。

在目前留存的作品中,这一类的作品颇为常见,文人们把自己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场景描绘出来,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所追求的、所希望的生活就是这样。

例如,当时江南地区的文人阶层,他们最理想的居所是什么样的呢?

明代中后期,“城居”现象颇为盛行。江南文人士大夫们都流行到城中居住。城居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但一些文人却又向往清幽隐逸的乡居氛围,为此,不少人在郊外依山傍水的风景名胜处购置别墅,或修建草堂、小筑,用以弥补城居的缺憾。

文徵明的《浒溪草堂图》就反映了这种情状。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位朋友,祖上世代居于浒溪,这位好友城居以后非常怀念自己原来的祖屋,于是就在浒溪建了“草堂”。画面上层峦叠翠,小桥流水,高木浓荫之间,掩映草堂数间,主宾二人于案前对坐,似在高谈阔论。乡居生活的静谧和自由,正是文人心中的向往。

当时文人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雅集。什么是雅集?就是以诗酒、书画等高雅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文人聚会,大家在聚会中一起进行诗词书画或者其他文化创作活动。这类活动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笔下,也有较多表现。

沈周也是吴门画派的代表画家,他的名作《魏园雅集图》就是描绘雅集的名作。画中众人在茅亭中席地而坐,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为之作画,将当时的情景真切地描写了下来。其中,特别突出了文人所崇尚的那种“野趣”。

宴饮也是明代文人画家作品中经常表现的内容。

陆治的名作《元夜燕集图》,画的是一个元宵节的夜晚,陆治应文徵明之邀至文家宴饮,参与者还有一些文友。当晚,众人饮酒赋诗,欢度佳节,尽兴而散。事后,陆治的朋友陆师道因为那天没有参加聚会,于是就让陆治把当天的情形画了下来。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到,文人的宴饮活动并非一味地大鱼大肉,他们还是更加注重文化、精神上的享受。

除此之外,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消遣活动还有所谓的“清赏”。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藏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文物鉴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故被文人视为“清赏”之举,与同道好友一同品鉴古董成为江南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求的《品古图》就是以白描画法描绘了文士鉴赏文物的情景。

除了鉴赏古董之外,还可以欣赏植物。在各类观赏性植物中,梅、竹、兰、菊不仅是文人“四君子画”的题材,也是他们日常清赏的重要对象。沈周的《盆菊幽赏图》描绘了江南文人赏菊的情景。画中一草亭构建于岩崖之上,下临江渚沙洲,周围树木繁盛,亭边排列众多盆菊,亭中有三位文士,正在饮酒赏菊。赏菊、赏竹、赏兰、赏梅,这正是文人特有的情趣。

内心充满

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二、虚实相间的情趣表现。

在这类画作中,可能表现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现实生活,未必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实景,但却是作者非常向往的、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这些绘画作品的主题主要包括渔隐和幽居。

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隐逸文化”,在古人心目中,渔夫、樵夫自由自在,最适合理想中的隐居生活。渔隐、樵隐的绘画自宋元以来逐渐多见,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盛行“市隐”之思,渔隐之类的画作更趋流行。

沈周的《江村渔乐图》可谓此中名作。他在画上有一首题诗,说的是渔民的生活太逍遥了,不像我们现在要种地、要交租,受到很多的束缚。沈周代表了一部分文人的想法,反映出他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他画中的景致宛如世外桃源,让人感觉无拘无束。

幽居,也就是独居。与渔隐相似,即避开喧嚣的尘世,不受俗事的羁绊,独自一人享受清幽高雅的生活情趣,悠然闲适,自由自在。但显然,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以实现的,大多数文人都在城市里有家庭生活,有一家老小,但他又希望能摆脱社会,摆脱家庭,因此江南文人只能通过绘画虚拟出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寓于幻境之中。

幽居的首选自然是深山老林,但仿照自然景观构筑的园林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文徵明的《高人名园图》表现的就是在“城市山林”中幽居的情景。

陆治的《幽居乐事图册》也是一件名作。画家选取乡村幽居生活中赏心怡神的十件乐事绘图成册,每页都有小篆书写的图名,分别为《梦蝶》《笼鹤》《观梅》《采药》《晚雅》《停琴》《渔夫》《放鸭》《听雨》《踏雪》。所绘的十件乐事可能不是陆治本人所亲身经历的,但想必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品茗也是江南文人画作中的常见题材。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在追求日常生活艺术化、高雅化的过程中,品茗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人不仅将饮茶作为物质享受,更作为独具特色的精神休闲和文化消遣。为了寻觅一种清幽高雅的品茗意境,文人雅士对饮茶的场所、环境、气氛都极为讲究,包括同饮的“茶侣”也有所选择,绝不苟且。文徵明的《品茶图》就表现了这种品茗意境,画中的喝茶环境部分是虚构的,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仇英的《松溪论画图》更有意思,山间湖泊边的一块野地上,主客两人,打开了一张古画,一面观赏,一面饮茶,旁边有童子为他们煮着茶。这就是江南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也是他们心目中喝茶的最高境界。

以梅兰竹菊

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三、借景抒情的内心世界。

明代江南文人画家还有一类作品,其物象、景观只是一种道具或象征物,作者或托物言志,或寄情于景,或借景抒情,通过对外在的客观物象的描绘,以表现其内在的主观情感与志趣。此类作品的表现方式往往比较隐晦和曲折,所以大多通过诗文、书法、印章等予以提示,使观赏者尤其是同道之人得以窥见作者的心迹。

明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名叫徐渭,他在各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但是他一生遭遇非常坎坷,曾一度发狂,又下狱多年,故绘画作品多借景抒情,宣泄心中愤懑。他的一幅泼墨写意画《墨葡萄图》,以水墨大写意的画法画出葡萄的枝叶和果实,非常奔放,水墨淋漓,并以纵横奇崛的笔势题诗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整个画面,配以诗文、书法,其怀才不遇之悲愤、晚景孤寂之凄凉,跃然纸上。

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及水仙等,自宋元以来往往被文人拟人化,用作文人“墨戏”的主题,以表现坚贞、高洁的节操和志趣。此类题材的作品在明代江南文人中更有长足发展,极为流行。很多擅长水墨写意的文人画家常借此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除借景寄寓个人情怀之外,也有心系国计民生者,借景抒发自己经国济民的理想与抱负。沈周的弟子孙艾所作的《蚕桑图》和《木棉图》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蚕桑图》上有沈周题诗:“啮蚕惊雨过,残叶怪云空。足食方足用,当知饲养功。”《木棉图》也有沈周题诗:“当含黄蕊嫩,棉韫碧铃深。小草存衣被,长民谁此心。”诗后还有题跋:“世节(孙艾字世节)生纸写生,前人亦少为之……且非泛泛草木所比,盖寓意用世。世节读书负用,于是乎亦可见矣。”沈周给予孙艾的高度评价,显示出沈周内心其实也具有经世致用的理想。

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不少江南文人学士正是凭借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

明代官绅的生活:威风、奢侈、快活

■ 冯贤亮

在古代,要成为社会精英分子,唯一重要的途径就是科举。通过科举,可以达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目标,具体来说一般是两个字,一个是“富”,一个是“贵”。富就是有钱,贵就是有地位。

费孝通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绅士》,绅士首先是学者,能通过层层选拔的科举考试的人,当然很有学问。既是学者,也是官员,在传统时代叫文人,也叫士大夫,统称为文人士大夫。

绅士分为上层和下层。下层绅士一般来说就是生员(秀才),秀才这样的功名,在传统社会里数量太庞大了。上层绅士则是指举人、贡士、进士以及官吏,笼统地可称为官绅。

在明代,考上举人以后会怎么样?那就是两个字——“威风”。顾公燮是明末清初苏州的一个普通秀才,著有《消夏闲记》。其中有段文字很早由历史学家吴晗译成了白话文,写的是,“明朝末年的绅士,非常之威风。凡是中了举人,报信的人都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窗户都打烂了,叫作‘改换门庭’。工匠就跟在后面,立时修整一番,从此永为主顾。接着,同姓的地主来和他通谱,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来了,有人来拜他作老师,自认门生。只要一张嘴,银子上千两地送,以后有事,这些人便有依靠了。出门呢,坐着大轿,前面有人拿着扇,掌着盖,诸如此类。”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儒林外史》,其中有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和顾公燮说的情形一致。范进原来什么都不是,他的岳父叫胡屠户,很看不起他。没想到,范进竟然考上了举人。中举后,有个姓张的乡绅登门拜访,先是套近乎,说我们两个是世兄弟。然后,亲手送上50两银子作为贺仪,他接着说道:“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这个礼太重了,范进正要推辞,张乡绅急了,说我们两个就如至亲骨肉一般,你再推辞就是见外了。

接下来的日子,送东西的人就更多了。有送田产的,有送商铺的,还有一些破落的人家,前来投身为仆。就这样没多久,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也不愁,他“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虽然这是小说,但整个过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贫寒子弟一旦中举,获得了高功名,就能过上这样一种生活,简直像做梦一样。

对于很多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进入官场,也许就意味着人生追求改变了。不是说你人变了,而是整个社会在变,你要跟着改变,要迎合这个社会。

到明代中后期,16世纪时,经济空前繁荣,整个社会变化很大,也很复杂,跟明朝初年很不一样。

广东一位秀才陈邦彦在所著《陈岩野先生集》中写道:“嘉靖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夫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受铨天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意思是说,嘉靖朝以前,文人士大夫总体上还是比较重视节操的,出门做官,如果有人问那里“油水足不足”,是会受到唾弃的。而如今,大家会公然因为你去了“油水足”的地方做官而表示庆贺;要是去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做官,那么大家会觉得你这一辈子完了,没什么机会了。

浙江杭州人张瀚在嘉靖十四年成进士,长期在各地为官,著有《松窗梦语》。他在其中写道:“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浙之俗,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官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

他说,什么样的家庭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其实是有规范的,这叫礼制。而江南太奢侈了,奢侈到了违背礼制的很多要求。

湖北公安人袁宏道也是一位进士,他在文坛非常出名。考中进士以后,他到苏州来做知县,立即被富庶的“天堂”苏州所震撼,他给他的好朋友写了一封信,列出了理想生活的种种“快活”。

一种快活是家里要放一些珍贵的古董,养着一帮戏子,整天唱戏娱乐,宾客满席,还有美女做伴。一种快活,是家里藏书万卷,每一种书都是珍异版本。在家宅边上造一座别馆,搞学术沙龙,邀请一些文人雅士,其中有一位见识很高的顶尖人物来主持活动。还有一种快活,是花千金买一艘小舟,小舟上有姬妾数人,吹拉弹唱,这样悠闲的生活,不知老之将至。

这体现出了当时官绅阶层对物质生活和感官享受的极致追求。

常熟人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的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等职。据记载,他为了迎娶青楼名妓柳如是,把收藏的一套宋版《汉书》和《后汉书》卖掉,原来他从浙江买来时,花了1200两白银,最后以1000两白银出手。他用这1000两白银在常熟虞山盖了一座华丽的绛云楼,金屋藏娇。据称,收藏在绛云楼里的书画古董有一万多件。

另外如上海著名的豫园,占地30余亩,保留了完整的明代绅士家居生活格局。豫园里有个书房叫玉华堂,玉华堂的主人非常爱好戏曲。经过20余年的苦心经营,才终于建成了豫园。在20多年间,一共投入了多少银两建造这座私人园林?这个数字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曾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与各种绘画、戏剧,以及宫廷生活的概貌与官僚机构的运作,无不显示出晚明帝国的辉煌和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