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09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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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养老“围城”的徐汇实践

2018年08月09日   05: 特稿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梁建刚 实习生 包雨朦 上海,这个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正竭力应对着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养老。 从数据上看,目前上海60岁及以上老人已占总人数27.1%,2015年,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约为30%。巨大的数量,势必导向巨大的需求、市场,与更多的社会性问题。上海应对养老危机之策,在早于全国的起步中,也逐渐形成政府主导、机构参与、社会协同的基本模式,各种尝试、新兴社会组织应势而起。 经济学巨匠罗纳德·科斯用他的 “科斯地板”理论,指向了通过企业来组织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对于养老这一交织着个人情感、需求与规范化的复杂问题,老人的很多需求,若以机构的方式来完成,显得太过昂贵,且无法细致到每个人身上。 个性化的难题是拦住养老服务的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问题类似于一座“围城”,当越来越庞杂的组织、企业涌入,究竟有多少是老人真正需要的?又是否能满足每位老人生活中柴米油盐般的琐碎需求? 这是记者近日在徐汇区蹲点采访时,看到一种经数年摸索、尝试后逐渐稳定下来的养老模式,给予我们的思考。七旬志愿者老唐 70岁的退休老人唐龙森的一天是从弄堂里马不停蹄的穿梭开始的。 早晨7点不到,初升的日头刚斜斜照进弄堂,他拎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熟门熟路地闪身拐入一间石库门。沿着逼仄的木质楼梯向上,是独居老人陈忠义的家。 陈忠义的老伴去年去世,他腿脚不好,眼睛也不大看得见,一天大多数辰光,只能躺在床上。但老人的脾气却很犟。远在昆明的儿子几番上门央求他去昆明同住,陈忠义总是一口回绝。 他只想留在这间老伴的祖屋里。在老伴走后的日子里,除了女儿一周两次来帮忙烧饭,只有老唐是这里的常客,照料着陈忠义的生活起居。前一天聊天时陈忠义提起“想吃馄饨”,老唐第二天就买来了。 在陈忠义吃早饭的间隙,老唐从楼下取了牛奶,倒了屋里的垃圾,又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将昨晚晾晒的衣服收回、叠好。 做完简单的家务,已过去半个多钟头,老唐嘱咐几句下了楼,穿过狭窄的过道,大约5分钟步行后,走进一幢有天井的老式公房,三楼左手边一户人家早已打开门,等待着老唐的到来。 住在这里的是86岁老人邵光宙,他的老伴也是去年去世。邵光宙生活尚能自理,但这两年白内障愈发严重,家里的电视声音总开得很大,“听”电视新闻是他打发时间的重要活动之一。 邵光宙的老伴钱筱宾去世之前患了老烂腿,为方便就医和看护,曾搬到养老院住过一段时间。也正是这段养老院的经历,让邵老打定了坚决不去养老院的主意。 不过,邵老在拒绝同时,不得不承受独居丧偶的寂寞。家中的书桌上放着一摞《解放日报》和一支放大镜,与书桌相邻的是一台台式电脑。“眼睛好的时候还能看看,现在不行了,主要还是听听新闻,和老唐聊聊天。”老唐曾做过社区居委主任,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了,聊得来。 如今,每天上午8点到8点半成了两人固定聊天的时间。“邵老是位有故事的人。”老唐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南海,见过大人物。”这些掌故在邵光宙高兴时总会一遍遍说给老唐听。但常常邵光宙却不能和老唐谈得尽兴,因为老唐还有别的人家要走。 下一个要去的是弄堂里的沈家,这家的主人沈中伟,今年65岁,比老唐还年轻一些。10年前他受刺激出现了精神障碍,生活不能自理,一直是姐姐在家照顾。老唐每天的任务就是去看看沈中伟的精神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需要。 距离沈家不远的王兰英和黄金妹一对老姐妹,也曾是老唐重点关照的对象。过去黄老太上街取钱、甚至买戒指这样的大事,都要交给老唐一手操办。但随着这两年两位老人的子女相继退休回家,老人的生活起居有了专人照顾,老唐去的时间也少了。但隔三差五还是免不了上门问候几句。 接下来,老唐还要去菜场,不是为买菜,而是为一个人。弄堂里生于1928年的朱珠凤,不大喜欢交际,虽然耳朵快聋了,腿脚却还灵便,至今自己天天准时上街买菜。老唐就趁机会,在小菜场等她。虽然每次说来说去也就那几句,但只要看见老太,老唐也就放了心。 去罢菜场,老唐还要在街上找个人。90岁的谢家华,膝下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一幢小楼的二层,嘉善居委会多次想把她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但老人就是不喜欢。一来二去,老唐慢慢摸出了一套既让老人接受又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谢老太至今有着炒股的习惯,每天必去交易大厅看股票,老唐就在去营业部的路上等着她,通过路上看似不经意的寒暄来了解老人的需要:身体还好么?家里有什么要修的? 整个上午,老唐的脚步没停过。日上三竿,他看了看手表,快到午饭时间,老唐又赶回到陈忠义的小屋。陈忠义的一日三餐都要老唐来帮忙热好。吃过午饭,老唐看看外面的天气不错,打算下午带陈忠义出去散散心。陈家楼下的杂物间里停着一辆轮椅,天气好的时候,老唐就用它推着陈忠义去附近的公园走走。多了个老伙伴 老唐做过嘉善居委会的主任,没想退休后却过更忙碌和充实的生活。他现在的身份,是社区“晚晴关爱”志愿者中的一员。 像老唐这样的志愿者,在嘉善小区有13位。而在整个天平路街道有454人,结对帮扶了772位高龄、孤寡老人。 为了这,老唐甚至放弃了莘庄的新房,一个人住在老屋,“只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更有意思”。 嘉善居委的“晚晴关爱”,核心是以稍稍年轻的老人来照顾年纪大的老人,相互帮助,这也是上海第一批老人互助组织,如今已运行3年。2012年起,上海市政府开始倡导 “老伙伴计划”,正是类似于“晚晴关爱”。 作为上海中心老城区,徐汇区目前60岁以上户籍老人已达25.47万,占户籍总人数的27.77%,老龄化比率位于上海前列,由政府主导、重视为老服务规划布局、项目补贴、政策资助以及发展社会化、运作市场化、管理规范化的徐汇区养老服务体系,应对建设也因此始终走在前列。央视也曾将此作为探索性的方向推出。 徐汇区每年养老方面的投入约5000万元,全区35家养老机构,连续3年达标率100%,获优秀机构的有22家,占全市总数的三分之一。“从整体上说,徐汇区正在布局的是‘三横三纵两对角’的养老服务网,力求养老资金由粗放式向精细化投入改变。”区民政局副局长黄幽妮说,“力求实现的,是规范化、标准化、项目化式的发展。” 以天平路街道为例,2.69平方公里内,时下流行的社区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服务中心街道早已具备,此外还设有4个老年人助餐点、一个助老服务社、一个特需服务社、一个民办公助敬老院,为社区内的老人提供完善的社区养老、日间托管、送餐助餐、理发、洗浴、助浴等服务。在天平路街道的嘉善居委,居委会里就设有老年人活动室、助浴室,居委中还常设一名专业助老员。 上海一直贯彻着9073养老格局——为90%在家庭自我照顾的老人提供社会化支持的社区服务,为7%的老人提供政府福利政策支持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3%的老人提供机构养老。“7”与“3”中,大多数或是高龄、独居,或是经济收入低,是老人中的困难群体。从这一点考量,徐汇区的建设已尽可能贴近。但对老人们来说,似乎还是不够。 大投入的硬件建设、专业化的体系框架,并不能填补个人情感的沟壑。养老,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一个个人,所谓颐养天年,并非只是吃饱穿暖那样简单。 一个老唐,一个有人关心、有人聊天的晚年,繁复琐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似乎远比所有组织的关心都来得贴心。 老唐在弄堂里的“黄金搭档”张志荣,是居委13名志愿者的“头儿”。两位老伙计常常“里应外合”,处理了不少附近老人的突发状况。有人在家摔倒了,老唐先赶过去,队长则给120打电话、引导救护员进小区。若老人子女不在,日后去医院挂水、陪护,两人就全程接送,一手全包了。不过更多时候,两人处理的都是小事:前两年社区里更换数字电视,换了新遥控器老人不会使,机顶盒不会开,一天几十通电话,就靠他们挨家挨户去教。 对这对黄金搭档来说,两人年轻时就是热心人,邻里间没少帮忙。如今的志愿者服务队,在他俩看来不过是把过去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变成了一项正式的、有组织的工作。 他们,与高龄老人之间,不是自上而下的“救助”。或许,还不够专业。但这种老伙伴一般相互帮忙、依靠的日子,似乎更有了滋味。真正实用的关心 让低龄老人来关爱高龄老人,常有人非议:何不借助更专业的社工?这些低龄老人又有谁来关心? 其实,这并非下策。 去年夏季高温,杭州短短半月四起空巢老人死于家中,杭州实施“黄丝带”走访行动,借助社工高密度敲门走访。记者采访时,老人们对陌生年轻社工的登门,多是提防与告饶式的拒绝。 专业社工与邻里互助的孰优孰劣,没人比天平路街道负责老年工作的余惠娣更有体会。这两年,她已记不清迎来送往了多少“专业”的社工团队。“年轻人来了,把饭送到家,寒暄两句,走了,莫说年龄隔着几十年,实在没话说,更有谁会24小时随叫随到呢?” 更多的时候,社工会来社区给志愿者做培训,播放专业的科教片,“告诉我们,搀扶老人正确的姿势应该怎么样,喂饭应当怎么喂,很科学,但对解决老人生活里琐琐碎碎的实际问题,起了多大作用呢?很难说。” 在余惠娣看来,目前林林总总的各类为老社工团体,最大的问题是“不接地气”,有了科学理论、专业知识,但却和老人的需求挂不起来。 曾有社工组织来居委,希望帮助居委建立起专业、长效的志愿者服务机制,在前期调研时,需要每位志愿者填写一份表格,同时要求将每天的工作内容用表格记录。“那份表格,足足有几十页,事无巨细,能做下来的确好,但填一份表,这些年轻的老人们至少得花半个多小时,每天如此,没人愿意做。” 现在居委里的志愿者工作记录,借鉴了一些专业的思路,日日有记录,月月有总结,季季有交流,年年有表彰,但表格的内容化作了简单的几项:购物、配药、看望、聊天……每天做完只要打勾。 “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在这种帮助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因此受到欢迎。这两年,接待一拨又一拨赶来取经的人,也成为余惠娣工作中的重要一项。 参加了数不清的经验分享会后,余惠娣也忍不住说了句实话:“说句真心话,我倒觉得嘉善小区的做法不一定适合无限制复制、推广。” 嘉善小区作为里弄式老社区,仍处于过去典型的熟人社会,居民多数在此生活了数十年,流动性较低,老年人集中。换成高层林立、流动性强的新社区,邻里互不相熟,老唐又何以上门? 天平路街道也做过因地制宜的转变。在街道内的一处老干部公寓,街道将每栋楼的门卫发展成志愿者。因为他们最清楚楼内每户老人的出入状况,借助记录,一旦发现独居老人隔日未见时,即登门确认或提供帮助。 各种变通,只有一个原则,给予老人真正的关心与爱。私人定制服务 养老问题的突出,势必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2009年起,上海市养老开始试行社区公益项目招投标机制与公益创投活动。市民政局计划用5000万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使用范围,以招投标和创投的形式资助社区安老、济困、扶幼、助残等公益服务项目。其中,社区安老一直被列在首位。 这其实是一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将原来直接举办的、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民间组织。 一批全新的各种社会组织随之滥觞。在徐汇区,除了积极引进上海好帮手社会服务发展中心等社会组织,承担起助老日托、助餐工作外,更为突出的,是与一家企业展开的合作。 2011年,徐汇区民政局购买上海友康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的服务,每年斥资约500多万元,建立“平安保徐汇区为老服务基地”,开通久久关爱热线,为全区老人购买“久久关爱服务”。 简单地说,“久久关爱”,就是一个利用物联网概念,一头整合社会各类服务供应商资源,一头连接老人所有需求的综合服务性平台。 “老年人生活中的大多数需求,比如保姆、家电维修、看病挂号……实际上社会上都已有人在做,但老人一是不知道,二是对服务价格、质量不放心。我们做的,就是将两边的需求有效结合。”公司执行董事陈泓说。 同时,企业通过建立服务商信息库,设定标准价格,引入以老人满意度为标准的评估、供应商竞争机制,实现对企业的约束和管理。如家政上门打扫,中心制定的表格,细致到家里的每个地方保洁需要多少时间、价格多少。“老人打来电话,我们联系后一小时便跟踪服务,一旦不行立即更换,对做得好的服务商,平台就优先多下单。”陈泓解释。 对于服务精准性的难题,“久久关爱”以由老人选择服务内容、企业决定服务时间和质量的方式,基本实现了需求的“私人定制”雏形。 对高龄独居老人,政府购买的“久久关爱”项目,还多了主动关爱与紧急救助两项。呼叫中心,每天主动致电老人沟通情况;若遇无人接听、医疗救助等情况,平台即刻启动,在技术上可做到6分钟警察上门。“简直快得不可思议。”这一点让经验丰富的张队长也不得不佩服。有一次小区里一个老人突发疾病,他闻讯赶去时发现120的救护人员已到了楼下。 也是有趣。这是一家做房地产起家的企业,因瞄准社会化养老市场这片蓝海而转型。但多内容、快捷服务的投入也是巨大的,陈泓坦言目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企业还无法实现盈利。 在陈泓的感觉中,今后更成熟的养老市场,应当是一个“荷包蛋”的形状:“蛋黄”部分代表少数高龄、独居、困难老人,需要政府托底;但面积更大的“蛋白”,那些普普通通的大多数老人们,才是养老企业的目标群——他们需要相对专业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时也有一定支付能力,或由子女为父母买单。“我真正希望的,是子女为父母购买,养老绝不仅仅是老人自己的事。” 养老未来的市场必然是巨大的。不过,从不可复制的邻里关怀,到可以复制的企业服务,它们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却是相同的:在当今社会中,老年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难题不仅仅针对老年人群体;每一位老人的个体诉求,也应当成为养老服务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