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08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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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绝响

2018年03月08日   10: 朝花周刊/品艺·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喻 军
  
  杭州自古名人众多,仅在西湖边的南山路随意溜达一圈,诸多遗迹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旖旎的风光和人文的胜境,千百年来曾令多少睥睨尘嚣之人产生归隐之心?他们可能刚刚经历过一场宦海风浪的搏击,抑或在日常生活的磨损中积郁已久,现在来到了西湖边,怅望着浩淼的烟波和如画的青山,心头定然是滋味杂陈。其中绝大多数人只能行色匆匆、心存遗憾地离去了;而有些人卸下行囊,掸了掸周身的尘土,就此留了下来,像倦鸟归林,浪子还乡,只为和西湖长相厮守。
  东坡居士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自然之于文化,恰如无禁之载体。承载愈丰,韵致则更为绵长。忘我的谐趣、实境的虚灵便产生了,于是有些文人成了啸傲林泉、与境神会的高士一族,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是神秘的,甚至人们根本觅不到他们的行踪,他们是游离于世间的隐居者。
  而在这样的隐居者中,只有极个别人被界定为“隐士”。

  1.

  所谓“隐士”,并不泛指所有隐居之人,“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南史·隐逸》)。而“隐而不仕”之士,若非“高士”“名士”,也断不能划入“隐士”之列,而只能归位于一种小我的生存形态。况且,从“隐士”中又分出一种,是为“处士”,专指才德并茂、有机会做官却从未做官的一类高士。故“隐士”之谓,实有所指,绝非泛称。历代中国文人都很推崇隐士精神,实际上是寄予了对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情。他们歌颂“隐士”,仰慕“隐士”,即便自己归隐不得,却乐于在倾斜的精神殿堂里,悄悄地把“隐士”供奉起来,以弥补缺失;还有那些“不得不隐”之士(以屡试不第、最终放弃科考的士子居多),也把古来公认的著名“隐士”作为追随的偶像和精神的导师。于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旧唐书·隐逸》),便成为他们的价值皈依,一旦确立了这样的标准,即便终身苦寒,也被视为一种“澡雪精神”(庄子)而在所不惜。
  隐士们总是以对现实社会的背离姿态,匿迹于众目烁烁之外,他们结庐一山、一水,便避开了车马之喧、人声之沸。他们满腹才华,志存高远,以诗酒自娱,洞晓人间世相、千古玄机。
  他们绝不会在正史中占据突出地位,有关他们的记载也往往只言片语,但在文化心灵史上,他们却是强健的精神构成。忽略了他们,一切都将矮上半截,短去盈尺,甚至面目全非,魂魄尽散。
  杭州自古以“隐士”名号流传后世、存有确切行迹且形成风光名胜的,大致有严子陵、林和靖、俞曲园等人。只不过,严子陵并没有落脚在西湖边,而是寄居于同属杭州治下的桐庐富春江一带。就让我按由近及远的年代顺序,逐一搜寻俞曲园、林和靖和严子陵三人的隐士踪迹吧。

  2.

  被誉为“西湖第一楼”的俞楼,是清代经学大师、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字荫莆,号曲园)当年的住所和“诂经精舍”(讲学地),现辟为纪念馆。俞曲园生于清朝渐趋衰颓的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他30岁中进士,随后入翰林院,授庶吉士,亦曾担任国史编修及河南学政等职。但仅过了七年,即遭一位名叫曹澄庸的御史弹劾,罪名是“出题试士,割裂经文”。在此我们不必去探究事情的由来曲直,我们只需知道,这八个字的“罪名”直接导致了俞曲园被削职归田的后果。这对于37岁的俞曲园似乎是令人沮丧的命运之神的捉弄,一般人遭此劫难可能从此消沉、一蹶不振,但对俞曲园而言,却是人生的重要拐点。仕途的大门被关闭之时,灵魂的透光却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内心的所需。他退隐杭州,结庐西湖边,以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实现了生命的突围。从俞曲园后来达到的成就看,难说那位告状的御史不是他的“命中贵人”。
  湖光山色、纸上烟云的朝夕供养,使俞曲园心神疏旷,宠辱皆忘。他埋头钻研学问,心驰八荒,著书立说,佳作迭出。《日损益诗集》《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专著接连问世,收在《春在堂全书》的各学科著作达数百卷之巨。曾国藩曾对同年乡榜的李鸿章、俞曲园做过如此比较:“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可见志趣不同,道路迥异。羸弱的朝廷赶跑了一名小小的官员,却为中华文化史输送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和教育家。俞曲园先后受聘于苏州、杭州的多家讲堂,他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余年,非常享受这种教书育人、无所羁绊的生活,常自感“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受业弟子中,吴大徵、章太炎、徐花农、吴昌硕、张幼樵等人,皆成为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其实宦海浮沉,从无定数,一时遭挫、重被启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然,在俞曲园隐逸杭州期间,就有多位官员推荐他出来重新做官,这不啻是复出的时机,但尝如此,俞曲园就算不得“隐士”了,好在俞曲园的态度是坚辞不就,且唯恐避之不及。他写过一对联句,是其心迹的真实袒露:“生无补于时,死无关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曲园活了86岁,葬于杭州三台山。他的后人中,出了像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这样的人物,为其曾孙。
  俞曲园的生命历程,可以打消很多人对“隐士”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群消极厌世、无所作为的人。其实稍加深入,即能发现真正的“隐士”是从生命的另一个层面来完善自我,实现担当,是从无法合流的外部世界向真实的内在生命勇敢地回归。它必须建立在极大的付出和不计后果的投入上,才能坦然应对生存的考验; 才能在五光十色的名利场外自甘寂寞、艰难求存。而历史上也不乏一些蓄足了资本、退避山水的所谓致仕者,虽有文采和学问,且常常效仿隐士,岂非贻笑大方?

  3.

  说起杭州的隐士,林和靖是不得不提的代表性人物。
  孤山,目下主要是以清乾隆皇帝的行宫(康熙帝亦曾于此设行宫)而名世。景区内多处设有玻璃罩,以保护历史的遗迹,实际上无一处是完整的留存。但上下错落之间(原行宫规模远远大于现在),仍能窥见当年皇家园林的奢华气派。只不过,林逋(字君复,谥号和靖)这个人物,要远远早于清朝,而是要回到千年以前,他曾隐居孤山达二十年之久,且从未迈进近在眼前、繁华热闹的杭州城。
  他生于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父早亡,遂家道中落,常为衣食忧。但他发愤苦读,学识超群,却不慕世间荣华,年纪轻轻,便崭露高士风骨。别人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好谋个一官半职;林和靖读书,却一不为应试,二不求进身之阶。他终身不考、不仕,而愿意做个散淡闲人、隐居之士。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孤高恬淡的秉性使然;二是他作为吴越遗民(吴越王钱俶为避免战火而纳土归宋),与宋朝始终心存隔膜。虽然他30来岁即以道德文章扬名士林,却十分超脱,有一阵子辗转漂泊各地,后选定孤山作为隐居之所。
  林和靖人格清逸、风神潇洒。他平日里喜欢植树(尤其是梅树)、采药、垂钓;也时而吟诗、作画、奏琴。他终身未娶,以所植之梅为妻,以所养之鹤为子,这便是“梅妻鹤子”的由来。每当梅花盛开,他便踏雪赏梅,饮酒赋诗;而两只仙风道骨的白鹤,跟随其后,形影不离。如果有客来访(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文人),而恰逢林和靖外出,家童便会在亭台间放出白鹤,林和靖在外一见白鹤必棹舟而返,与客见面。这样的画面,相信会令很多当代文人神往不已。
  林和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尤其是写梅花的诗,空灵婉约,影影绰绰。仅录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倒是他对写诗的态度,十分超脱,属于随写随扔型,而不在乎能否流传、有无诗名,故存世诗作并不多。却有一首绝笔诗,可谓其一生节操的活画:“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林和靖几乎是文人风骨的代名词,就连苏东坡、欧阳修、梅尧臣对他也是充满了钦佩之情。他来到孤山,开垦一片荒芜,筑起心灵的居所。他以梅影化解寂寥,与白鹤日夕相伴,做隐士做得如此物我谐和,浑然冲融。他也很豁达,自己不入仕,却结交了一批官场中的朋友,当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人;他很清贫,清贫到要等梅子成熟时,每天包上一包拿去出售,以维持一天的生活支出。但他真的穷困吗?厮守一座偌大的孤山,种树养鹤,吟诗作画,又可谓奢侈之极。枯燥无味到他那里就是活色生香;寻常“梅鹤”与之相伴便组成了“亲密家庭”。
  他死后,就连那个被他一生回避的朝廷,也不得不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杭州太守李谘甚至一身素服为他送葬。后来,绍兴作为南宋临时都城之时,宋高宗赵构为建观之需,下诏迁出孤山的所有坟墓,却唯独保留了林和靖的墓。以后各代都重修过林和靖的“放鹤亭”(关于林和靖养的鹤,传说在其死后,也于其墓前悲鸣而死,人们把鹤葬在墓侧,是为“鹤冢”),康熙帝亲书“舞鹤赋”立碑于亭中。作为“处士”,林和靖并无功业;而作为文人,林和靖却始终象征着一种超凡的存在,一如长空皎月,空谷足音。

  4.

  至于严子陵这个人物,堪称遥远的绝响。
  驶上杭千高速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便到了桐庐县城。除了爱其山水,也自然慕其人物,黄公望、郁达夫、叶浅予,都属当地产的大文人墨客。然而桐庐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却是一位名叫严子陵(名光,字子陵)的隐士,且并非当地人。只是因为他曾垂钓于富春江畔,便引得无数后人前来凭吊和膜拜。据查找相关资料发现,历代歌颂严子陵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作者几乎囊括了自西汉以后的所有一流文人,如果列举出来该是一份长长的名录,在此省略。但有那么几句,堪称描摹严子陵的代表性文字,出自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年轻时便声名遐迩,曾与一位仰慕他的学子刘秀一同外出求学,以道义相结交。后来刘秀举兵反王莽,严子陵积极支持。再后来刘秀成了光武帝,严子陵却改名换姓隐居了起来。光武帝常挂念严子陵的高尚品行,命人画像到处张贴,多方查找严子陵的下落,终于把身披羊皮袄在一处沼泽边垂钓的严子陵给找到了。于是请他出来做官,帮助治理国家,严子陵坚辞不受,却躬耕于富春山,也常去江边钓钓鱼,过着闲散不定的生活。建武十七年,严子陵又被召唤,仍然一口回绝,直到八十高龄老死家中。
  这个故事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光武帝胸襟博大,即便遭到严子陵的冷遇和“冒犯”(比如他曾主动拜访严子陵,请他担任高官,严子陵却卧在床上,不予理会,显得十分怠慢;还有一次他们同榻而眠,严子陵把腿压在光武帝肚子上却呼呼大睡,光武帝也毫不计较),他也能以朋友的旧情为重,且始终敬重严子陵。严子陵死后,光武帝也深深为之痛惜;其二,正因为有光武帝这样的帝王,反而映衬出严子陵高贵的气格和高洁的人品。试想,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三顾茅庐,任严子陵怎么孤傲清高也该被光武帝感化了吧?但他却坚如磐石,来了个终身不仕。宁做山野村夫、江边钓翁,也不做富贵中人、皇帝宠臣。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历代文人之所以清一色地表达对严子陵的崇仰之情,我想是因为他真正体现了隐士精神的某种极致,也使得很多蝇营狗苟之徒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或也使“贪夫廉,懦夫立”。所以,严子陵这个“处士”,成了历代文官心目中人格形象的崇高化身。
  一座小小的钓台,在七里滩富春江澄澈的波浪之中,显得如此高古静穆,而周边起伏的山峦,据说正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取景由来。两千多年时光从钓台前静静地流淌过去了,而无数次,舟楫远远地向这里漂来,承载着雾蒙蒙的眺望,和一颗颗虔敬的心灵,他们是朱熹、王阳明;他们也是谢灵运、李白和陆游。都来向这位伟大的隐士投递自己的灵魂,倾吐自己的衷肠。
  自古以来,杭州就是文人们归隐的理想之所。如果我们放眼更广阔的地域、更丰厚的历史,就会发现隐士精神的渊源汇集——不受尧帝禅让的巢父和许由;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的伯夷和叔齐;急流勇退、泛舟太湖的范蠡;天地闭、贤人隐的嵇康;先仕后隐、采菊东篱的陶渊明;安于贫穷、乱世无为的庄子等等。
  他们,安坐在雪峰之上,使仰望的目光永不迷失,将精神的国土照耀得雪亮;他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却从来不曾散失投向我们心灵的灼灼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