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
2017-12-17 13:08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位名叫饶家驹的法国人，联合多方力量，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安全区）。
此后3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约30万平民的生命安全。它是拉贝在南京的学习母版，它也在几年后被写入联合国《日内瓦公约》，成为全世界战时保护平民的范例。
遗憾的是，饶家驹没有拉贝幸运，他和他的安全区，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5年，《解放周一》曾用多版篇幅详细还原了饶家驹其人及上海南市难民区发展始末。
而2017年12月14日，国家公祭日的第二天，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落成。两年时间过去，关于这段历史，有没有更多史料浮出水面？
我们继续追踪饶家驹———为这座城市永不失落的记忆。
出行：80年的等待
法国小城桑特是饶家驹的故乡。
他在法国出生，一切自然从法国开始。究竟怎样的家庭，怎样的成长经历，最终磨砺、造就出那位能够拯救上海约30万平民的饶家驹？
我们不知道。
2015年，历史学者苏智良教授首先打捞出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故事。然而，在上海找到的史料，大部分还是围绕饶家驹在中国的慈善活动。
当时南市难民区的幸存者，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依稀记得，有一位独臂神父每天迎着清晨的阳光来到难民区；记得难民区外炮火声声，而难民区里大家尚能睡个安稳觉；记得有人定期来发粮食和药品，难民区里有医院、课堂、维持纪律的人，几乎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般，井井有条。
至于饶家驹什么来头？为什么他的能量如此之大，组建的安全区竟然能够得到当时上海当局、租界、日本侵略者三方认可？甚至后来还获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笔粮食救援？
对他的个人生平，我们仍知之甚少。
2015年，从苏智良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产生了浓厚兴趣。经研究，上海音像资料馆打算组建一个拍摄团队，前往欧洲，挖掘更多的一手资料。
时断时续的邮件往复、磕磕碰碰的联络进展，终于在2017年，一个5人小分队开启了欧洲寻访之旅。
从巴黎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历史终于来到它应来的时刻。
两年的时间里，所有饶家驹的研究者，只能一遍遍翻阅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一遍遍遥想南市难民区的故事。而如今，那个只能在脑海、在指尖幻想的饶家驹，近在咫尺。
岁月的年轮划过整整80年，饶家驹的故乡，终于等来他曾经救助的上海，为他而来。
故乡：没有人记得他
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桑特，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小城，也是饶家驹的故乡。街道上，罗马时代的古建筑遗迹星星点点，两千年的岁月凝结成这座古城的独特面貌。
临行前，旅行社反复确认一件事：“你们在桑特确定要住这家小旅馆吗？”团队成员点头称是。即便旅行社一再强调，这家旅馆又小又旧，设施简陋，不建议预订，但是团队成员依然坚持。
因为，它就是饶家驹出生的公寓。
巴松比埃尔广场3号，现在门牌号改为1号。1878年3月15日，饶家驹在这里出生。
当寻访团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旅馆的大堂往里望，所有人都一个印象：果然简陋。
这是一幢4层楼的老房子。走廊逼仄，房间狭小。每间房只容得下一张床和简单的淋浴设施，内部几乎空无一物。
印象最深的是那欧式的楼梯蜿蜒曲折，踩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伴随着头顶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如饶家驹的一生。
随行的比利时历史爱好者查尔斯说，据查阅，饶家驹的父亲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们一家一直随军迁移。整所公寓，当时是军官家属们一起居住。饶家驹出生后，家庭成员不断增加，空间紧张，他们为此搬过几次家。仅桑特期间，饶家驹就有3个住址，一处现在是民居，另一处只知道基本方位，已经查不到具体地址。
幼小的饶家驹，就这样跟随军人父亲几度搬家，在战争的阴影下度过自己的童年。是不是从那时起，慈善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田萌芽？
而如今，一切的起源、出生的小楼，几度更换主人，再也没有人记得他。
住宿期间，寻访团成员们四处打听，无论是小楼的房东、旅馆的主人，还是附近的邻居，没有人知道饶家驹，没有人听过哪怕一丝半点这个人的事迹。他仿佛在自己的故乡消失了。
当大家把摄影器材架在旅馆门口开始拍摄，时不时有路人经过，他们都会好奇地询问相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拍摄？这里有什么好拍的东西？
大家只能一遍遍对路人们重复诉说饶家驹的人道主义壮举，诉说他曾经在遥远的中国，救助了约30万平民。
“哦。”路人们发出一声回应。大概是惊讶，也是好奇心满足后的了然。
他们会就此记住吗？此后，饶家驹这个名字会不会在他的故乡留下一点印迹？寻访团只能这样期盼。
第二天，采访桑特市市长。由于此前已经联络和说明过一番，桑特市政府档案室已经找出了饶家驹的出生档案，上面清晰地记录了饶家驹的出生证明及家庭成员的信息。原来，饶家驹的整个家族都没有留下后人，所以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
期刊：尘封多年后的惊讶
阴天的巴黎，寻访团来到塞佛尔图书馆。
这里馆藏有当时派往各地的神父们与教会的报告资料。其中，一份1937年的内部期刊上，载有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报道。
它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躺了80年。此前，从未有人翻阅过它，从未有人觉得它重要。它就和无数普通档案一起，在时光中静眠。
直到根据寻访团提供的信息，图书馆馆长雅克琳·迪欧女士提前找出了饶家驹的相关资料。这一看，她惊讶了。
档案中，有一张饶家驹年轻时的照片。而书信里，饶家驹详细汇报了1937年11月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始末，涉及难民区的各方面工作，甚至还有饶家驹自己拍摄的两张关于难民区的照片。
年轻的饶家驹
这些材料弥足珍贵。图书馆的人感慨，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来这里查阅饶家驹的资料，他们也全然不知，原来还有过这样一位人物，做出过如此感人肺腑的事。
拍下这些珍贵的一手材料后，寻访团暂时做不了更多了。一切只能等待回国后，由专业学者们花工夫一一翻译，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的事迹。
另一个意外收获是，档案里提到一句，饶家驹从中国回到法国之后，居住在巴黎格勒耐尔街42号的公寓里。
在迪欧女士的帮助下，寻访团队找到了这栋老公寓。
公寓目前仍在使用，保存完好。公寓的门口，管理者德维尔对这幢房子的历史如数家珍，讲起来滔滔不绝。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宿舍在使用。然而当问到饶家驹这个人，德维尔摇摇头，他也一无所知。
遗憾的是，文献记载中只提到饶家驹曾在此居住，没有详细记录住在哪一个房间。这个细节，恐怕只能消失在光阴里。
红十字会总部：
开启战时安全区的先例
深夜的日内瓦，街道冷冷清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称的U型房子，坐落在绿坡之上。
由于此前已经联系好一切事宜，第二天，寻访团顺利来到委员会总部的档案馆。
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怎么发现饶家驹和他的南市难民区的？又怎么想到把难民区的案例详细写进《日内瓦公约》中？
查阅档案知道，这一切离不开一位叫路易·卡拉姆的人。他是一名瑞士医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行医，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派担任驻华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卡拉姆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战事。在上海，他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1937年和1938年，他把难民区的种种做法写入报告，汇报给日内瓦总部，写得十分详细和具体。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路易·卡拉姆如何与饶家驹认识？他是否也深受感动，所以才会在报告里反复提及、宣传上海南市难民区？答案，我们仍然不知，只能静待学者的翻译和整理。
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里，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案例被写进其中。
丹尼尔·帕米尔耶里
丹尼尔·帕米尔耶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历史研究员，他对饶家驹给出了非常高的历史评价，他说：
“据我所知，饶家驹安全区是被国际认可的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国际安全区，它是一个中立的保护区，它没有先例，是一个战时成功建立的，保护平民的管辖区。我认为饶家驹开启了一个保护区的新模式，这个模式现在仍被一些有冲突的地区所使用，如果人们想建立安全区的话，也会借鉴饶家驹安全区的经验。”
弗朗索瓦·比尼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委员，也是历史学者，他认为南市难民区对20世纪下半叶的战时平民保护和战争中立区建设具有重大启示。
在这个体现全世界人道主义精神光辉的房子里，委员会的人一边点着资料，一边介绍说，《日内瓦公约》中的某某条，就是根据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案例而来；某某条，又是受到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来……
对于战争的历史，再没有什么比拯救人的生命，更能触动心扉。
我们不该遗忘。
墓地：远在郊外，简朴难找
最后一站柏林，是饶家驹的安息地。
1945年，从中国回到家乡的饶家驹并没有放下人道主义救助的事业。受联合国难民署委派，他担任巡视员，依然奔走在欧洲各国间，在炮火中、废墟里，继续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到过波兰，之后又赶往战败后的德国。
发现饶家驹墓地的是当地撰写地方志的历史学者克劳斯·佩格勒。2013年，国内有学者循着拉贝这条线索，无意中发现了关于饶家驹的只字片语，这才找到克劳斯·佩格勒。
克劳斯·佩格勒说起了他所了解的饶家驹在柏林的最后岁月，以及饶家驹墓地的变迁。
饶家驹长期营养不良、过度操劳，身体越来越差。在柏林时，他因为过于虚弱摔了一跤，此后被发现得了白血病。
1946年9月9日，饶家驹已经病危，躺在床上，想要一杯香槟，边上的人用汤勺喂了他几口。此时，他已经非常虚弱。10日，饶家驹开始昏迷，于16时40分去世。
最初，饶家驹被安葬在弗瑙的法国国家公墓。1951年，法国国家公墓改建搬迁，墓地中安葬者的遗骨大多被迁回法国，也有一部分被转葬至柏林市郊的圣湖柏林湿地公墓。而饶家驹的家族已经没有后人，他的墓地留在了柏林。
那天天气尚好，圣湖柏林湿地公墓里空无一人。放眼望去，只有成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墓碑群。
本以为，找到饶家驹的墓碑大概需要一番时间。巧的是，来了一位戴着小红帽的老太太，她上前主动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寻访团成员回答：“我们在找饶家驹的墓碑。您听说过饶家驹吗？”
本来不抱任何希望，哪想到老太太立即点头，一脸兴奋地说：“我知道这个人！我听我丈夫提起过，走，我带你们去他的墓地。”
原来，还是有人记得他。
尽管老太太已经不知道丈夫为何记得，说不出更多内容，但是她记得墓地的位置，拐两个弯，就在公墓的法国墓区里。
寻访团在饶家驹简朴的墓碑前，献上鲜花和糖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013年，中、德、法三国人士为饶家驹建的纪念碑，几年过去，下面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石碑上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题写的“仁者爱人”字迹依然清晰。
饶家驹就在此静静地长眠，在他帮助过的德国的墓地上，在一排排法国士兵的墓碑中，他的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座。
随团的德语翻译，是一名40多岁的中国人，他说：“我以前只知道拉贝，这次你们给了我墓地地址，我就去网上查了，才发现饶家驹原来这样了不起，我们知道得太少。”
于是从饶家驹的墓地出来时，这位翻译表示：“你们应该去拉贝的墓地看一看。”他比划着，“与饶家驹的墓地非常不同”。
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市中心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2013年南京市政府出资在拉贝墓地原址上重修了纪念墓园，表达对拉贝的怀念。所以它的墓碑一望即知，四周当季的鲜花盛放，说明时常有人前来祭扫。
佩格勒感慨：大家都知道约翰·拉贝，把拉贝和辛德勒类比，无疑，他们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人士。但从研究的角度说，饶家驹是先驱，他给了拉贝很多启发，拉贝也向饶家驹写信请教。
行程中，几乎所有听过饶家驹事迹的人，都会重复这样一句话：他的历史价值完全不逊于拉贝，应该把这段历史发掘出来，不能忘记。
【记者手记】
在历史中消失的人
欧洲寻访回来后，寻访团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叹息一件事：饶家驹被遗忘了。仿佛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一路走来，遇到的每个人几乎事前都不知道他。家乡不知道他；工作的组织不知道他；墓地冷冷清清，年轻人不知道他。
一路走来，翻阅过的每个档案此前都几乎从未有人翻过。所有书信、报告、照片、影像，一直静静躺了大半个世纪，期间没有人动过它们，没有人知道它们。
研究二战的美国学者阮玛霞，在史料中数度偶遇“饶家驹”这个名字，于是后来写下《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这本小书。2015年后，对饶家驹和他创建的南市难民区的研究，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文献来充实和继续。
饶家驹，就像一粒在历史夹缝中的尘埃，渐渐消散。我们忘记了他，家乡也忘记了他。
汪珉说，此前所有欧洲之行的联络接洽，所有线索打捞，大部分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
而查尔斯原本是一名比利时工程师，业余爱好研究上海的老房子，他与汪珉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偶遇。得知上海音像资料馆在收集拍摄饶家驹的选题后，查尔斯热心地说，你们要去我全程陪同，因为“我想为他做点事”。
即便现在，带回来的一手文献，也在等待研究和解封。换句话说，饶家驹至今依然躺在资料里，躺在历史记忆的犄角旮旯里。
而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铭记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孙琳玲、汪佩瑶和广告系学生朱文颖，共同组成了一个项目：用儿童绘本描述上海的乡土历史，其中也包括战争的历史。
从老师那里得知饶家驹其人其事后，他们决定把饶家驹的故事画成绘本。查阅史料，学生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饶家驹总喜欢口袋里放几粒糖果，每到难民区，他用发糖果的办法哄小孩。
于是，历时6个月、修改8次，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制作完成。期间，他们查阅了当年上海城隍庙的门头长什么样，查阅了上海当时的糖果什么颜色，做了一系列严谨的推敲后，绘本方才出炉。
如今，3名大学生已经带着绘本多次向上海的小朋友们讲读。“口袋里的爷爷”成为这些小朋友挂在口头的儿童故事。
在故事的末尾，天色渐渐暗了，主人公上海老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帕，擦了擦眼泪，准备回家。
“咦？谁在我的口袋里放了两颗糖？”
“是你吗，饶爷爷？原来你一直在我的口袋里啊。”
“那你一定知道，我很想念你。”
是的，我们都很想你。
【以下为2015年《解放周一》刊载饶家驹安全区故事的节选】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区。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
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一张5分的票，换取6盎司大米。这是每个难民一天的份额。根据资料记载，安全区内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
每天，寺庙院子里队伍蜿蜒长达百米。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大米从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难民的袋子里。
最令委员会紧张的是医疗卫生。安全区内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计。这个工作太繁重，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于是责任被分摊给各善团。生病的难民实在太多，就连路边被遗弃的婴儿，时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门诊部每天处理300多个病例，但是与难民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
第二天，南市流通图书馆内成立了临时产妇医院。后来又陆续增开了灾童医院。这些免费义诊都需要一大笔开销。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一路行驶进入南市难民区。车上坐的正是饶家驹。
南市，像是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们涌入这里后，迅速占据所有空房，填满每一个角落。
饶家驹事必躬亲，他每天必到难民区，因为管理再妥善，也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绸布棉被百余条，他受到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
难民区内还会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设立。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撑着难民区。它靠救济竟然维系了30万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学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