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相识整整27个年头了，但并不知道他的姓。只晓得他大名为国良，平时都昵称他阿良，或直呼英文名字SAM。阿良是我1991年抵多伦多的第一个朋友，那时我俩同租一间房。他是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能操一口流利的国语和粤语，英文也讲得不错，还能讲马来西亚文。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语言大师”，羡慕不已。

听他讲过，很小就离开家乡，只身去了澳洲，在一家餐馆当学徒。过了几年，随老板来到加拿大，负责餐馆的烧烤。他的家人都在马来西亚，经常听他提起妈妈，几乎每个月都寄钱给她老人家，有时一打越洋长途给妈妈，就是没完没了；还常常听他提起姐姐，说给了他不少帮助，日后一定要报答；却很少讲起父亲，有一次偶而谈及，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说他是个酒鬼。

我们虽然同住一房，但很少有机会见面。往往是一个熟睡着，另一个才回来；要么是一个呼呼酣睡，另一个已早早上班了。不过，周末常能在一起，有时共进晚餐，有时一起去卡拉OK。他的歌唱得一流，中文的、英文的，国语的、粤语的，过时的、流行的，什么都会，而每唱一首都带着激情，投入万分。

那段时间正是我在加拿大最难熬的日子，几次想打包裹回上海。虽然阿良比我小好几岁，但关于人生哲理方面，比我这个将近而立之年的人懂得多。只要一有空，他就会以自己的奋斗经历告诉我，怎样克服眼前的困难，迎接生活的挑战，他几次重复说:“明天的太阳比今天更圆更亮”。每次与他倾谈后，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舒畅，也会对未来增加几分信心，确有“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之效。

有次，阿良得知我工作的印刷公司经济不景气，他就主动悄悄托朋友，为我找了一份兼职的餐馆工，当时真的非常感激他。为表谢意请他吃饭，几次都被他婉拒了，他只是淡淡一句:“好朋友嘛，不必了。”

遗憾的是，半年多后我们各自另觅住处，找到离打工更近的地方，因为那时我俩都属“无腿先生”（没有汽车）。临走时，他送给我一个小电子闹钟，依依不舍地说：“记得睡前拨钟，别误了上班时间。”我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自从分开后，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大概半年才能聚一次。

后来我几次搬家，将阿良的地址和电话遗失了。我还真的以为他回了老家，几次托人打听马来西亚的住址，都未能如愿。一恍几年，唯有梦中依稀见故人……

1995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与报社同仁一起到多伦多的加拿大国家展览馆，采访有关“中华饮食工业国际博览会”的新闻。当欣赏完厨艺大师甄文达的精湛表演后，在大厅出口处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在这一瞬间，对方也发现了我，这就是我思念已久的阿良啊！怎不使人欣喜若狂？

我们紧紧地握着手，还特地请同仁拍了一张合影。原来，他两年多前回到马来西亚后，又很快返回加拿大，并且在多伦多北部读了一年多的神学课程，立志传教。最近，他的一个朋友从澳洲抵加拿大开餐馆，请他帮忙。由于时间仓促，那天我们无暇多谈，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

没过几天，阿良打来电话，两人还是那样的兴奋，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他住在北面的纽马克市，大概离我四、五十公里，一时还抽不出空暇与他面聚。后来他又来过几个电话，他说没有车无法来看我，我内疚地答应他，过一、二周一定驾车去看他。

当我忙完手头的书稿后，即与他联络，但万万没有想到，又找不到他留给我的通讯纸条……我太对不起朋友了！为何那么自私？非要等自己的事处理完后才想起看朋友，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并非一句“粗心大意”能瞒心昧己的，是因为现在的日子比以前过得好了，就可以忘记艰难岁月中，给予自己莫大生活勇气的好友？我不断地责备自己，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祈盼阿良再来电话。

但是，他再也没有来过电话，一个月，二个月……半年，一年，随着时间的消逝，并未减轻我的过错，对阿良的思念却与日俱增。他送我的电子钟，一直陪伴着我，即使成家有了孩子，依然将它放在床头。有一回内子讲，不如买一个更漂亮的，被我拒绝了。我们的合影照，始终放在我的书案上，他那文质彬彬的脸蛋充满着微笑，透过镜片的双眼炯炯有神。

一直到1996年圣诞节，当我整理书房时，偶然在一本书中发现阿良当初留给我的纸条，怎不令人喜出望外呢？我立即拨起电话，对方讲阿良早已不在那做事，大概回马来西亚了，可是没有他的地址。我又一次失望了，而这完全是我的过错！

岁月不留情，如今已是2018年的春天了，但依然没有阿良的任何消息。我再一次打开他送我的书，第一次发现内藏印有加拿大国歌的书签，他热爱枫叶国的程度可略见一斑。

我再一次凝视他的照片，强烈的自责又在心中升起。真不知道，何日才能化解这“自责情结”。

老友阿良，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在加拿大，还是马来西亚，或在澳洲……猜想仍在老家槟城吧，可曾听到北国的老友用赤诚之心呼唤你：回来吧！让我们举杯共对月。

（2018年4月18日于多伦多）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