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将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仅一天之后，4月17日，美国监管机构采取措施，禁止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信设备，设备供应商包括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在内。

两天之中，针对中国通讯龙头企业的两记重锤，反映出美方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及技术进步的焦虑，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以芯片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的水平差距和受制于人的尴尬。而在这些现象背后，中美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平衡，以及中国核心技术差距的内在逻辑，需要深入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中兴、华为的遭遇，带来“下一个是谁”的隐忧。中国着力“走出去”的高科技领头企业，都面临着“布局”与“出局”的重大选择。

典型的美式焦虑及其背后逻辑

美国对中兴、华为的围堵禁入，联系此前对中国的贸易战行动，表面反映出中国科技能力提升使其产生的“不安全感”，深层次上则折射出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贸易保持自身优势分工地位模式的思路逆转。

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来，发达国家以“比较优势”理念为核心，通过全球贸易，建构了其自身以技术、研发能力为相对优势要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相对优势要素的分工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后者不需要自主创新，只需配合发达国家的高端要素资源进行经济互动即可。事实上，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已逐渐演化为通过分工地位的固化而“锁定”后发国家崛起方向的某种程度上的经济意识形态。

吊诡的是，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不仅使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使某些发达国家产生了战略思路上的“路径依赖”。而当后发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自身分工地位，使发达国家事实上的绝对优势真正成为“比较优势”时，部分国家开始反映出极大的不适应，因此寻求通过非正常贸易手段进行“再平衡”。

此次对华贸易战，及对中兴、华为等企业的所谓“制裁”，恰恰反映出美国战略目光的短浅。从当代经济史视角来看，封锁、禁运，往往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采取贸易等经济互动形式，反而使中国在双方的紧密互动和分工中形成部分领域、部分技术环节的对外依赖。

当前，美国对于具备技术研发能力的中国，进行单边贸易制裁和新的技术封锁，无形中再次成为重要的战略提示，进一步促进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聚焦投入和进步。从这一角度上看，美国的贸易战与企业制裁行为，对于中国的自主创新和基础性研发能力提升，是一种“倒逼式”促进。

核心技术差距要辩证地看

当然，此次中兴、华为遭遇禁售事件，也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紧迫的要求。在“国人当自强”的呼声背后，中国基础研发能力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如何看待这种差距，需要深入而理性的思考。

此次禁售事件凸显了我国在基础性核心技术方面的短板，在通信领域，不仅是芯片，半导体加工设备、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均由日本、美国企业垄断。光模块、基带芯片、服务器芯片均缺乏国产化能力，主要从博通、英特尔进口。相关技术差距普遍在2代以上。在这种情况下，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2300亿美元，花费几乎是排在第二名的原油进口金额的两倍。

总体上看，在信息通讯、精密机械、光学、工程机械、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核心技术研发“国家队”仍处于奋力追赶的地位，差距较大。但客观而言，这种差距，不应简单归因于我国机构、企业科研团队的能力与努力程度，而应更全面地看待。

其一，从国际科技发展的经验来看，基础性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长期的积累。芯片巨头英特尔已有整整50年的发展历程，其处理器历经近15代的轮替。高通公司成立至今也已30余年，其芯片研发也经历多代的更替。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的基础研发能力具有天然的历史差距。这种差距，迫使中国采取“弯道超车”的策略，但起始位置的不同，决定了这种超越发展不仅需要付出资源成本，也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其二，随着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大力推进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过程中，以市场换技术，以对外投资买技术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类主体的核心技术研发意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要么提前布局，要么提早出局

深入分析美国当前对中兴、华为的禁售、禁入政策，不难发现，其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具备较高研发能力，已进入技术“竞争门槛”，在如5G等新兴领域具有标准制定能力的龙头企业。而从前述中美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趋势看，这种针对中国企业的禁售、打压，或将是一种阶段性、系列化的持续性行动。

因此，美方的下一步行动针对哪些主体，哪些领域，无疑值得关注。而这一问题，事实上可从美方的表态和行动中初见端倪。2018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备忘录中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共涉及7类、128个税项产品，主要包括高性能医疗机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高铁装备等。这些领域，无疑是美国方面念兹在兹的打压重点。

与企业的选择标准类似，从产业的技术水平上看，美方针对的重点目标，也是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相关产业。航空航天、高铁、新能源、信息服务等领域，无疑是符合上述“标准”的重点产业。以航空航天为例，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ARJ21已成为国际航空市场的新兴力量，且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但中航企业在美国的并购等活动，却不断受到安全审查等各方面影响。在航天领域，美国国会甚至禁止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项目。此外，中资在美的风电等新能源合作项目、数字地图等信息服务入股项目也遭美方否决。这些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针对性举措，无疑给上述产业的领头企业敲响警钟。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乃至产业而言，其技术进步的提升，在一定阶段无疑愈发带来美国市场的“出局”风险。面对这种风险，我国高科技企业、基础研发团队需要的，无疑是提前“布局”的敏感性和紧迫感。这种布局，一方面体现在高科技企业的勇于担当，聚焦产业前沿、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研发方式的重大创新和水平提升。这需要在人才、资源、制度、研发环境、合作方式等领域的全面战略部署和前瞻性考量。应该认识到，只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对等，乃至超越性的竞争能力，才能获得对方市场的全面开放。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在适应发达国家市场愈发严峻的紧缩性环境方面，进行提前部署。相关企业需要在知识产权、投资方式、标准设定、法规应对等多方面设定具有针对性、符合国际标准的推进部署，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国际合作环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