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在当地时间4月16日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令为期7年。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开始考虑反制中国在云端运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不公平限制。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向高技术产业蔓延，美国直刺中国产业“痛点”。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产业自主升级，中国要走独立自主之路，那么如何走好这条路呢？事实上，如果中国成功地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翅膀”，辅之以相应的制度支撑，完成能够击破美国技术壁垒，实现产业的自我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GDP比重达到30.3%。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9.9%。据测算，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占GDP比重35%，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中国正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2.0版的时代特征

数字经济的开启赋予了中国产业升级2.0版完全有别于1.0版的时代特征。

数字经济的竞争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洗牌。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转移和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是我国上一阶段产业升级的大背景。得益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我国凭借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依托从“引进－模仿－改进”的技术后发优势，成功“跻身”全球生产网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了发展思路，尤其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各国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竞赛中重新洗牌。谁主沉浮，尚难定论。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资源优势正在超越传统要素优势。早在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公司开始出售发动机使用数据的时候，数据资源的价值就已经被发现。互联网新时代进一步加速了“数据井喷”。如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集成创新和模式创新甚至已有超越传统技术创新之势。在当前的工业互联网、工业4.0以及人工智能大比拼中，谁能拥有更多客户资源、谁能挖掘更多数据资源、谁能更高效率使用数据，谁才有可能成为行业领先者和领导者。这也就意味着1.0版本所依赖的“引进－模仿－改进”的后发优势已经难以复制。

数字经济时代的升级路径正在发生变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全球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是传统的升级路径。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升级目标也许并没有太大改变，但通往中高端的路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区域性价值链将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表现形式；同高端服务相结合的生产环节、同先进制造相结合的服务环节成为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基本载体；占据价值链中高端的方式更强调规则和标准的引领作用。相关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直接体现了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掌握主动，那么未来加入全球价值链、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

2.0版的先发优势

如果1.0版本可以用“寻求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来概括的话，那么产业升级2.0版的核心就是“构筑先发优势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构筑先发优势。

实际上，数字经济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已经为构筑先发优势提供了可能。首先，我国所能获取数据资源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互联网大会上有企业家指出：“中国互联网独特的地方是，7亿网民说同样的语言，遵守同样的法律，产生统一规则的数据，可以推动算法的创新，从而促进算力的提升。”中国互联网的特殊性，加上中国现有的消费规模、生产规模，为资源向数据转化、进而向产业化转换提供了可能。其次，消费领域的模式创新和生产领域的集成创新正在不断拓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方式。基于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带来了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同时也不断赋予传统产业新的活力。我国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断刷新商业模式，甚至在为发达国家所关注和模仿。而在生产领域，我国产业体系较为完备，大多数产业都具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为实现基于产业链的集成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2.0版的关键壁垒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数字经济背后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壁垒仍然存在。

我国制造业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是不争之事实。要全面打造领先优势，制造业基础依然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同步进行2.0补课、3.0普及和4.0示范，要实现领先的难度远远超越发达国家。尤其是在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方向、路径和架构等条件都正在逐渐清晰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些战略的代言人，开始抢滩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企业要探索出符合发展阶段需要、基础条件具备的战略方向和路径，还需作出很多努力。

技术集成创新较之于模式创新存在滞后。产业升级2.0版的基本动力可能来自于技术集成创新和模式创新。尽管数字经济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发展，但更多集中在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改造和创新，以及其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这些模式在掌握一定资源的情况下，相对比较容易模仿，甚至是超越。在生产模式领域的创新、尤其是技术集成创新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则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最终可能导致具有主导权和话语权的行业规则行业标准“旁落他人”。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备。就政策体系而言，从《中国制造2025》开始，一系列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先后出台，政策效果也在不断发酵。然而对于企业——特别是一些从事新兴行业、新兴业态的企业而言，难于从复杂的政策条线中寻求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条款；就体制机制而言，现有的体制机制是按照传统工业化思路进行设计，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的现象也有所显现；就整体环境而言，与产业政策等相配套一系列社会管理政策相对滞后，从共享单车企业繁荣、大量单车乱停放以及企业倒闭后续管理问题暴露的案例就可见一斑。

因此，随着产业升级2.0版本上线，在数字经济大发展中构筑先发优势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尚需作出以下转变：一是转变发展理念，将过去“制造业优先发展”的理念转变到互联网思维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二是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化资源转换能力，提高互联网、大数据的使用效率。三是调整管理思路，以互联网思维“管理”数字经济，既要规避“无法生存”，也要规避“野蛮生长”，为数字经济下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企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