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清泉发现，在这十年间，世界经济总体趋向疲软甚至衰退，可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却逆势成长。文化成为被加速生产的对象，并越来越成为最有市场资源要素配置活跃度的行业领域。这预示着什么呢？近日，徐清泉在“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大会”就此话题进行演讲。他认为，近年来，更加关注并推动文化发展建设，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的一种实践共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应高度关注文化领域出现的变化，并审时度势、探寻相应的思路举措，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

近年来，更加关注并推动文化发展建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国际国内的一种实践共识。201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全球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具有使城市更繁荣、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力量”。该报告还倡导：在世界各区域城市化加快并扩大的态势下，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全面纳入文化考量，要以文化与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教科文组织同年发布的文化与创意产业报告，甚至直接把当今时代称为“文化时代”，并在详实的数据比较基础上提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正在把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视为战略性资产。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央基于国情世情新变化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那么，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究竟该怎样认识文化领域出现的变化？又应当怎样审时度势、探寻相应的思路举措？这些都是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

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讲到当下文化领域出现的变化，人们或多或少会对发生在全世界的乃至就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些现象有所关注、有所察觉。比如，大家很容易就能发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总体趋向疲软甚至衰退，可是，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却偏偏逆势成长。文化确乎已成为被加速生产的对象，并越来越成为最有市场资源要素配置活跃度的行业领域。

这可用数据来说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各地区文化事业产业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2%，而同期的常规经济领域平均增长率大多在6.5%左右徘徊。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平均增长率也明显超过了常规经济领域。这些表明，全球文化生产处于稳步加速状态。与此同时，文化生产资源要素的配置活跃度，也明显超过了常规经济领域。

事实上，文化要素配置活跃度增强，这只是现实表象之一。最大的现实是：文化正越来越覆盖、融渗到一切可以波及到的领域，其速度也超出了人们以往的判断和想象。如今，想要完全避开文化因素来谈论某个行业产业在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几乎变得根本不可能。文化就如水流入缝、水滴入隙一样，正不断融渗到众多可以波及到的产业行业领域。中国古代先哲最为推崇的“道”，既是自然规律的化身，又是人文境界的化身，所谓“上善若水”。“文化”即属于“上善”的一部分。借用老子的比喻，文化就是“是谓无状之状，是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通俗地理解，就好比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又无处不在。文化先天具备的观念性、灵动性、渗透性和广泛性，在客观上预示并演绎出了其在当今的跨界融合发展。当今的文化已经越来越突破传统的行业分割及产业壁垒限制，与这些产业行业形成互动并进发展格局。

如果把文化视为“时代弄潮儿”，可以说，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合作，已越来越成为调和管控区域与区域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生存及发展矛盾的缓冲力和调和力。在当今新时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想参与国际经贸分工合作和互惠互利，必须要先学会“打文化牌”，否则，阻力会翻倍。这是因为，文化交往能够以人性化、情感化的“软接触”方式，部分地缓解乃至调和利益博弈“硬接触”引发的矛盾冲突。为什么某些发达国家谋划另行签署实施的跨区域贸易协定举步维艰、而由我国牵头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响应者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我国努力传承弘扬丝路文化遗产密切相关，也和我国充分运用文化消弭利益纷争密切相关。这实际上非常契合习近平同志在外交上反复强调坚持的“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这些也恰恰是对中华文化精髓的活学活用。

也许，从文化相关产业上的收益新变，可以比较感性地体会到文化的强势崛起。以电影为例。伴随着电影行业全球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加快，我国电影保持了连续数年快速增长的势头，2017年票房更是突破了500亿。同样，印度电影也发展迅猛，在风格上更倾向于国际化。传统歌舞片份额开始减少，现实主义批判题材逐步增多，类似于《摔跤吧！爸爸》等接地气的电影，普遍受到海内外观众追捧。事实上，中印电影都遵循了这样一些提升区域文化能级的新的时代原则，即坚持开放协调、融合创新、国际化和特色化等。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也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世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版图重塑重构时代，并从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文化经济领域欧美“一强称霸”的格局。

引发文化领域出现新变的原因众多，但是，有一个原因一定是举足轻重的，那就是科技。可以说，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正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化领域实现转型升级和行业业态创新的主要推手。当今时代既是一个“文化为王”的时代，更是一个“科创为先”的时代。这其实也是巨量的智能手机用户早已感受和见证的现实。事实上，仅从纪录片制作领域来看，航拍无人机产业的强势勃兴，就从很大程度上挤压掉了直升机航拍坐地起价的生存空间。这既大大降低了纪录片的生产成本，也让航拍片领域经受了一次大洗牌。类似这种由科创引发的文化行业业态升级转型，几乎时常可见。

文化领域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

看到了当下文化领域发生的变化，大家一定会关心，今后的文化发展建设该怎么办、怎样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文化领域我们将面对那些挑战，又该认清哪些需要重点把握的机遇？显然，文化及其相关产业是一个影响面宽广而深远的领域，它既关涉宏观的人文价值精神建构，又仰仗中观的事业产业条块管办，更建基于微观的内容产品生产消费。新时代带给文化领域的挑战和机遇，明显具有新旧重叠、显隐并呈的特点。

我们先来看看挑战。从文化生产和供给角度来说，今后需要面对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称，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文化产品最大出口国。然而，我们根本没底气沾沾自喜。这是因为，在文化产品质量、文化原创品牌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关于这一点，仅仅从文艺创作生产方面就可见一斑。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亟待改变“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尽管我们在影视创作生产，甚至在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网络文学生产、动漫手游生产等行业，正在形成足以影响世界的品牌原创影响力，但在更为广大的文化生产领域，却依然有待实现质量和品牌的创新突破。此外，就文化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言，虽然事关文化健康发展的“公共治理”和“空间正义”意识，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不断觉醒和强化，但是，还有待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获得行动转化和落地推广。比如，以往一些地区和城市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过度依赖体制资源，对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治理表现得多半是应口不应行；另一方面太过看重单位土地面积的GDP产出，而对社会公众的文化公共空间消费增量供给诉求，则表现得不够情愿、热情不高等。

从文化事业产业的管理角度来说，我国现有文化条块化事业产业分类管理体制机制格局，成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于新千年头几年，原有体制机制格局已经明显不适应科创引领文化跨条线条块融合发展的新态势。这种“不适应”表现为——管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文化业态和文化主体的复杂化之间形成的不匹配不对应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还应不断深化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亟待对接和跟上文化事业产业各业态领域的新陈代谢和创新升级。其中，如何在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寻求突破提升，力争规避“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怪圈，依旧是有待破解的难题。此外，文化领域滋生出的不少行业乱象，也超越了文化事业产业的常规管理范畴。例如，数月前曾发生某古装电视剧被状告严重抄袭的事件。据公开信息显示，该剧及其“原著”小说涉及抄袭的小说多达200多部，涉及抄袭文字数多达2000多万字。而如此工程量的抄袭之所以能够操作得手，是因为在小说剧本创作圈子中，早就出现了所谓的“小说生成神器”、“编剧创作神器”之类的软件工具。“作者”可以按照预设好的“作品”意愿，来借助数据库中海量的故事、场景、情节、人物和桥段等要素原件，自动组装出所谓“作品”。这种乱象提出了新的警示，即文化相关产业在分享科技发展民用化和市场化红利的同时，也在某些门类领域正经受着因为科技被滥用而给文化原创性、内生性及人文性带来的伤害。如何借助行业依法管理来规避这些伤害，处理好文化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迫切需要关注和应对的现实挑战。

当然，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演进而伴生出的各类挑战而言，文化在不同层面、不同条线出现的各种创新良机，也是十分显见的。这些机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世人广泛认可响应的、可资实现文化交融和经济互惠的新平台，其引申出的文化合作发展空间无限广大。如果说以往的全球化还只是个“丛林法则”版的粗放式全球化的话，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升级版全球化或说“共建共享”版新型全球化。一方面，它是凝聚了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能够让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普遍受益，另一方面，它是依托丝路文明底蕴开创的区域国家文化再交流再交融的开放平台，是力求达成“全球治理”新共识及实现不同文明合作发展的模式创新，因此，它们对于国家间区域间文化经贸协调并进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显见的积极意义。

二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跻身支柱产业的成功实践，表明文化是助推“城市更新再造”和“区域转型升级”的最大红利和重要抓手。这个红利期正逢其时。从中外区域城市发展能级提升的历史来看，不同程度地带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特征的文化创意产业，因为关乎群众文化娱乐休闲消费领域、具有生产生活消费高度重叠特点，在客观上，往往会成为推动城市更新再造、实现新旧产业“腾笼换鸟”及区域转型升级的核心红利和关键抓手之一。城市区域竞争力的内涵化人文化提升与这一产业的做大做强，有正相关关系。而高明的文创生产在收益上可以带来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战狼2》创造的60亿超高票房奇迹，即使让利润夸张的房地产巨头也自叹不如。

三是文化新业态与科技新发明的叠加应用和快速普及，正在成为缩小区域经济乃至文化发展落差可资利用的重要驱动力。托马斯•弗里德曼判定的“世界是平的”这一现实，在正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最鲜活最突出地获得了印证和实现。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推动中国变平了的“推土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极大地拉近区域间时空距离的“高铁动车”；一个就是在手机等智能终端大量融入文化app软件消费，开启移动互联和无现金支付新时代的“互联网”。这一“车”一“网”，既让经济文化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高频率配置交易变得易如反掌，也让生活在天涯海角不同区域的人们，可以方便地分享智能手机提供的文化内容饕餮盛宴。换言之，这一“车”一“网”正在改变和重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联手科技破解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落差，已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四是文化事业产业必备的内涵性、精神性及人文性功能，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借以提升软实力、借以丰富精神家园的实践利器。仅从人类城市发展规律的视角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城市，就几乎都经历过由表及里、去粗求精及脱俗向雅的内涵化境界提升过程。软实力强劲的城市，大多是人文内涵和精神品位出挑的城市。处于脱俗向雅过程中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设法借助做优做强文化事业产业，来彻底改变其先前的“城市暴发户”神貌。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在经历这一创新变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体会到了文化对丰富世人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其实，我们仅从近年来诸多城市纷纷制定启动文化内涵提升行动计划、大量文化类社会公益组织蜂拥出现的事实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应如何谋划未来的文化创新实践？

那么，该怎样把握文化发展建设的重点、难点和痛点，这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应当深入思考谋划的事情。这里不妨给出一些思路建议。

从全国面上的情况来看，首先，文化管理方面要针对行业跨界互融及文化渐趋杂糅化的实际，以文化条线为牵头协调主体，营造多主体合力共管共治格局；文化经营方面应当主动实施“文化+”和“+互联网”战略，以此来壮大多元主体合力及要素配置动能；其次，在多业跨界互融中要确保文化主体性不丧失，尤其要防止被科技滥用等所裹挟绑架，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因科技手段滥用而引发内容原创领域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要鼓励非文化行业以追求精神内涵的境界诉求来融入文化、实施“+文化”策略，而不是以借文化贴金造势、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过气手法来拿捏文化；第三，面对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存在的文化发展落差，特别需要应用好“高铁电商互联网之国”这一先行先进优势，借助实施区域城乡点对点“文化精准扶贫”策略，首先从内容配送及要素援助等方面来缩小落差，还可以考虑谋划率先建构起数字化跨时空的“掌上（智能手机上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第四，在城市再造需要呼唤“精细化治理”的背景下，文化招商引资及文化重大项目带动等外生增量动力固然依旧不可或缺，但是，努力激发和用好城市文化建设精细化治理的内生性新动能，可能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抓实精细化治理，才有可能实现文化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和效能释放。

从国内地方实践来看，区域协调、错位并进、本土首创，才是今后文化创新该走的路，千城一面和同质化竞争已是穷途末路。近期，上海提出的“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行动方略，以及随后发布的“上海文创50条”，可谓切中了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创造海派文化发展新辉煌的重点和痛点。如果说上海既往创造的文化发展成就主要依托的是文化条线自身不懈努力的话，在文化频繁跨界及多向融合的时代，就特别需要通过跨界要素集成和跨业动能会合，才能实现“文化+”和“+文化”创新效能最大化。事实上，不仅跨界跨业融合互动正变得尤为重要，即使是不同区域同类文化主体之间，也需要形成新型协调并进关系。换句话说，上海各个城区在谋划落实文化新政的过程中，应当从全市一盘棋的高度着眼，需要将原先习惯了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作法，升级转换为“八仙过海，守望相助，协调共进”的新实践，以此来携手推动上海文化建设迈向新境界。同时，要在合力共推上海文化繁荣的过程中，努力创建开放式特别是容错式文化管办机制。所谓开放式，就是在确保发展导向不跑偏的前提下，不以所有制不同差异、企业大小差异甚至本土外来差异去裁量文化主体的进退。所谓容错式机制，就是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只有这样，文化创新生产力才会彻底解放出来。

【思想者小传】

徐清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研究”智库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上海公共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执行主编，上海东方公共文化评估中心副主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理论、公共文化管理、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决策咨询。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及地方政府文化发展规划项目二十余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成果奖励十余项，出版个人专著四部等。近年发表的代表论文主要包括《我国文化治理若干关键短板及破解方略探讨》、《海派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及时代向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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