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三八年一月三十日，是唐文宗开成三年的元日，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的河南洛阳，有一桩中国文学史上颇有意义佳话，中唐两位最伟大的诗人——“诗魔”白居易和“诗豪”刘禹锡只给一个人拜年，并留下了两首优美的诗章。

洛阳在唐朝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几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洛阳本是隋朝的东都，唐武德二年（六一九）四月，王世充废皇泰主杨侗（dòng），称帝即位，国号郑，洛阳便成为王郑政权的都城。武德四年（六二一）五月唐灭郑之后废除了东都，洛阳成为李世民的秦王府所在地。唐太宗时，改名洛阳宫，朝廷曾三次迁到洛阳办公。唐高宗显庆二年（六五七），洛阳被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各部都在洛阳设置了分支机构。

此后，皇帝和朝廷就像跳探戈似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摆来摆去。高宗统治的二十六年中，主要居住在洛阳，朝廷也多次迁往洛阳。高宗死后，武后把朝廷永久性地迁到洛阳，并称洛阳为“神都”，直到长安元年（七〇一）十月，朝廷才迁到长安。长安三年（七〇三），朝廷又迁回洛阳。神龙二年（七〇六）十一月，唐中宗再次把朝廷迁到长安。开元五年（七一七）初，唐玄宗又将朝廷迁回洛阳。玄宗在后来的二十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呆在洛阳，朝廷的迁移不下十次。广德元年（七六三）十一月，朝廷又迁到长安，洛阳仍是东都。天佑元年（九〇四），朝廷又迁回洛阳，直至九〇七年唐朝灭亡。

白居易小隐入丘樊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洛阳便成了官员的缓冲“中隐”之地。唐文宗大（太）和三年（八二九），白居易看到国家政局混乱，便急流勇退，称病归洛阳，主动要求做分司东都的闲官。三月末，白居易除太子宾客分司，到任后便作《中隐》一诗，表达了自己乐天知命的思想情趣：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大和四年（八三〇）十二月，白居易调任河南府尹。大和九年（八三五）十月，白居易又回到东都，任太子少傅分司。虽说“洛中多君子”，但真正“可以恣欢言”者却寥寥无几，白居易在《老夫》一诗中就曾感叹道：

七八年来游洛都，三分游伴二分无。

风前月下花园里，处处唯残个老夫。

世事劳心非富贵，人间实事是欢娱。

谁能逐我来闲坐，时共酣歌倾一壶。

想找个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一块“闲坐”聊天、“酣歌”共饮都成了一种奢望，其百无聊赖的寂寞不言而喻。

刘禹锡与裴度

开成元年（八三六）秋，刘禹锡因患足疾迁任太子宾客分司。听到刘禹锡来洛阳消息，白居易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他和刘禹锡堪称“文友诗敌”，两人自宝历二年（八二七）秋冬在扬州“初逢”之后，便酬唱不断。白居易急忙去见洛阳的最高行政长官东都留守裴度，要为刘禹锡接风。到了晋国公的绿野堂才知道，裴度早已经准备好了。

裴度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数度拜相，封为晋国公。“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裴度非常赏识刘禹锡的才能，刘禹锡的升迁转职，大多仰仗裴度。元和十年（八一五），被贬谪了十年的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刘禹锡回到京师，等候新的任用。但由于去长安玄都观作了一首看桃花的诗而得罪了权贵，被改任播州（今属贵州省遵义市）刺史，“官虽进而地愈远”。官职名义上是升了，但任职的地方更加偏远，条件更其艰苦。当时，刘禹锡老母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这简直就是生离死别。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便向宪宗进言：

“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

裴度想用“孝”来打动宪宗皇帝：“刘禹锡诚然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与自己的儿子去作永别，实在使人哀伤！”宪宗对刘禹锡显然愤恨至极，说：“作为人子，尤其应该使自己谨慎，不要给亲人带来忧虑。要说起来，刘禹锡是应该加重责罚的。”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着太后，按情理恐怕应该对刘禹锡有所怜悯吧。”宪宗沉思了很久，才说：“朕说的话，是只责备作儿子的罢了，并不是想要让他母亲伤心。”退朝以后，宪宗对身边的侍从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第二天，刘禹锡便被改任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

裴度晚年感到政局难以逆转，便多次接连上表要求让贤，以求避祸。这些让贤的表文，都是由刘禹锡捉刀代拟的。

大和八年（八三四），裴度到洛阳任东都留守，不久又加授中书令。大和九年（八三五）十月，刘禹锡由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移任同州（今山西渭南市大荔县）刺史，途经洛阳时与裴度、白居易等相会。刘禹锡这次能够升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恐怕也是裴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刘禹锡到洛阳后，与白居易“日以章句交欢”（刘禹锡《汝洛集引》），酬唱不断。刘禹锡还把自己任汝州刺史以来，与白居易、裴度的唱和，编成《汝洛集》一卷。

牛僧孺这个人

时间过得真快，兔走乌飞，转眼之间刘禹锡到洛阳已经一年多。今天是开成三年戊午的岁首，刘禹锡吃过早饭，就要出去给老友白居易拜年。长子孟郎便吩咐管家去备轿，然后说道：“爸爸是不是也去给留守拜个年？”刘禹锡摇了摇头。孟郎又说：“去年元日，您不是给留守拜年了吗？”刘禹锡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留守非彼留守。今年我只给乐天一个人拜年！”

原来，东都留守裴度已于去年（开成二年）五月离开洛阳移镇太原，为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接替裴度任东都留守的是牛党党魁牛僧孺。牛僧孺比刘禹锡小七岁，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 牛僧孺登进士第时，刘禹锡是监察御史。牛僧孺登第之前，曾把自己的诗作呈给刘禹锡以求延誉，因此，无论从年齿还是资历来说牛都是后辈。牛僧孺入仕之初，颇有令名。

长庆元年(八二一)，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直臣赂中贵人为之申理，僧孺坚执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虽僭失，然此人有经度才，可委之边任，朕欲贷其法。”僧孺对曰:“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赐金紫。（《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传》）

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刺史李直臣因贪赃论处死刑，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坚持原则不予改判。穆宗当面对牛僧孺说：“李直臣行事虽有过失,但此人有经营规划的才干,可委派他去边疆任职,朕想放宽对他的执法。”牛僧孺回答说:“平庸的人没有才干,只不过是保持禄位讨好上司罢了。帝王立法,约束奸雄,正是因为他们多有才干。安禄山、朱泚因有过人的才干,才搅乱了天下。何况李直臣只是小才,又何必枉法迁就呢？”穆宗赞扬他严守法纪，当面赏赐他金符紫服，拜户部侍郎。

长庆二年(八二二)，河中节度使韩弘被任命为司徒、中书令。他入朝后，“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wèi）。俄而父子俱卒，孤孙幼小，穆宗恐为厮养窃盗，乃命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唯于僧孺官侧朱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穆宗按簿甚悦。居无何，议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韩弘入朝为官，流言蜚语很多，他的儿子便厚赂宦官朝贵和那些说闲话的人。没过多久，韩弘父子都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幼小的孙子。穆宗皇帝担心家财被仆人盗窃，就安排宦官到他家里查阅账簿，结果发现账簿上记载着所有受贿者的名字，只有牛僧孺官名旁边用红笔写着：“某月某日，送给牛侍郎物品若干，不接受，全部退回。”穆宗看了账簿很受感动，后来在商议任命宰相的时候，皇帝首先认可了牛僧孺。长庆三年(八二三)三月，任职宰相。

大和三年（八二九），李宗闵任宰相，屡次举荐牛僧孺，说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应该在地方任职。大和四年（八三〇）正月，召回朝廷，代理兵部尚书、任同平章事（宰相）。

两次入相后的牛僧孺，却与李宗闵大搞朋党，排斥异已，裴度和刘禹锡就是被朋党排挤出朝的。因此，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关系非常微妙。

牛僧孺久处高位，看到众宦官把持权柄，朝廷政事却多出于邪幸，大臣朋比为奸，便多次请求辞职，但穆宗不允。大和九年(八三五)十月，亲李德裕之党的郑覃入相。郑覃当年曾受牛党领袖李宗闵的排挤，这次是卯足了劲卷土重来的，牛僧孺便主动请求去任闲职散官，以避其锋芒，于是来到洛阳接替裴度任东都留守。

牛僧孺虽然在政治上排挤刘禹锡，但在文学上对刘禹锡还是蛮认可的。他一到任就请刘禹锡和白居易“小饮”，而且还作了一首《席上赠刘梦得》的七言律诗：

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

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

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

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

诗中既有对刘禹锡才能的赞美，又表达了对宦海沉浮的旷达胸怀，还有对当年刘禹锡为自己延誉的感恩之情，同时又紧扣“小饮”的诗题，确是一首不错的酬唱诗。刘禹锡当即奉和一首《酬思黯见示小饮四韵》：

抛却人间第一官，俗情惊怪我方安。

兵符相印无心恋，洛水嵩云恣意看。

三足鼎中知味久，百寻竿上掷身难。

追呼故旧连宵饮，直到天明兴未阑。

思黯是牛僧孺的字。“人间第一官”指的是淮南节度使，其治所扬州是唐代最繁荣的商业都会，因此在这里做节度使乃“人间第一官”。牛僧孺于大和六年(八三二)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使、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集将相于一身，但他却对“兵符相印无心恋”，而到洛阳来“恣意”观看“洛水嵩云”，心胸是多么旷达啊。“三足鼎”指相位，“百寻竿”比喻官位高而危险，寻是古代长度单位，一寻为八尺。“掷身”即抽身求退。牛僧孺本来是迫不得已而退，刘禹锡却美其旷达高洁，以褒为贬，以扬为抑，不愧“诗豪”。

牛僧孺流传至今的完整诗作总共只有四首，其中三首是与刘禹锡的酬唱，另一首是《享太庙乐章》。作诗乃唐代科举的重要内容，牛僧孺是进士出身，官至将相，按说诗作不应如此之少。一般说来，诗作是靠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流传的，而不是靠官职流传的，那些平庸之作自然都要被历史淘汰。由此可见，牛僧孺赠给刘禹锡的这几首诗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其实，牛僧孺远没有那么清廉高洁，即便是退居东都之后，生活也是颇为腐化奢靡的。他颇好女色声妓，刘禹锡在《酬留守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寄》一诗中说他：“摆去将相印，渐为逍遥身。如招后房宴，却要白头人。”

牛僧孺有藏石的嗜好，白居易在《太湖石记》一文中描述甚详：

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寘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於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寘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昏晓之交，名状不可。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蔟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

牛相罗致了天下各样奇石，并在东城建造了一所宅邸，在城南郭建造了一幢别墅，而且装修精美得如皇宫一般，用来安置这些奇石。这些奇石，有的在海隅，有的在湖底，有的好几丈高，有的重达千钧， “三山五岳，百洞千壑”，尽在其中。可是白居易却称赞牛相“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试问：还有比这更珍的“珍产”吗？还有比这更长的“长物”吗？

牛相何以能使这些瑰奇的宝石“不鞭而来，无胫而至”呢？原来都是他手下的僚吏给弄来的。僚吏为什么如此卖力地投其所好呢？刘禹锡在《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一诗的最后两句中揭示昭然：“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沧溟。”苏州刺史李道枢给牛僧孺寄来了太湖石，牛僧孺非常高兴，便题了一首《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的诗，说这太湖石：“掀蹲龙虎斗，挟怪鬼神惊。带雨新水静，轻敲碎玉鸣。”“通身鳞甲隐，透穴洞天明。”而李苏州为了弄到这块太湖石，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珍重姑苏守，相怜懒慢情。为探湖里物，不怕浪中鲸。”又千里迢迢送到洛阳牛府：“利涉馀千里，山河仅（近）百程。”牛相的喜爱之情难以言表：“池塘初展见，金玉自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媲人当绮皓，视秩即公卿。”这么好的宝贝必须请俊赏者见识一下：“念此园林宝，还须别识精。诗仙有刘白，为汝数逢迎。”

刘禹锡便和诗一首。诗中的“垂天翼”指鹏鸟，比喻李道枢。“沧溟”就是大海，苏州滨海。“起沧溟”是说李道枢这样的大鹏一定会大用。果不其然，开成三年（八三八）九月，牛僧孺因牛党杨嗣复秉政入为左仆射，开成四年（八三九）闰正月，李道枢被提升为浙东观察使。耿介的“诗豪”刘禹锡，怎么会给如此腐化堕落、卖官鬻爵的留守拜年呢？

门巷扫残雪，林园惊早梅

管家已经已备好轿子，刘禹锡刚要上轿，就听门人高声喊道：“少傅白老爷驾到！”白居易上门给刘禹锡拜年来了：“梦得过年好！”“乐天过年好！我这正要去给您拜年呢，您却先来了，愧不敢当啊！”刘禹锡请白居易进屋喝茶，白居易说刚吃了饭喝茶不利于消化，建议先一起出去转转。刘禹锡问：“乐天兄是不是还要给别人拜年啊？”白居易说：“我今年的元日只给梦得兄一人拜年。”孟郎笑着说：“我爸爸刚才也说，今年只给白伯伯一人拜年。”刘禹锡告诉孟郎，准备好家宴，一会回来与白居易畅饮屠苏。

他们先是联袂而行，篮舆跟在后面。走了一会，刘禹锡因足疾尚未痊愈，两人便坐进篮舆，比肩观景，谈笑风生。转了一圈，回到刘府，家宴屠苏已经备好。白居易吟一诗《新岁赠梦得》：

暮齿忽将及，同心私自怜。

渐衰宜减食，已喜更加年。

紫绶行联袂，篮舆出比肩。

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

元日饮屠酥酒，民间的风俗次序是从年龄小的开始，所谓“要想好，大敬小”。白居易在诗中说：“我和您是同一年出生的，这岁首元日的屠苏酒应该谁先喝呢？”

刘禹锡也吟诵了一首诗《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

渐入有年数，喜逢新岁来。

震方天籁动，寅位帝车回。

门巷扫残雪，林园惊早梅。

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

刘禹锡的诗回答说：“我和您是同一年出生的，这元日的寿酒屠苏要让您先喝了。”

白居易和刘禹锡两人都是大历七年（七七二）正月出生的，白居易是正月二十。白居易问“岁酒合谁先？”刘禹锡答以“寿酒让先杯”，据此可知，刘禹锡的生日比白居易大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