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桌已经坐满了，要不先开吃吧！”在某活动晚宴现场，导演郭柯碰了下大圆桌上的转盘，早已放在转盘上的七八道冷菜开始旋转起来。然而，围坐在饭桌边的其余几个人忙着交换名片、互加微信、觥筹交错、十分热闹，似乎没有人听到郭柯的这句招呼。

“早知道在外面吃黄焖鸡米饭了。”郭柯默默收回已经伸出的筷子，小声嘀咕了一声，开始刷手机。但是，在这种宴会现场，作为创下今年票房奇迹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郭柯并不会独处太久。

“您是《二十二》的导演吗？能加一下微信吗？”一位打扮入时的女性过来打招呼。两分钟后，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过来敬酒：“郭导，我们这里有个项目，我们可以合作，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郭柯均微笑回应。当他被热情的活动主办方介绍给其他重要嘉宾时，台下有人窃窃私语：“他是谁？”

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们走出宴会现场时，郭柯长舒一口气。当天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白天演讲、接受采访，晚上赴宴。无论到哪里，他始终背着个双肩包、拎着个保温杯，独来独往，没有经纪人或助理，以至于作为记者的我多次被误认为是经纪人。

2017年对于郭柯来说是极富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说是转折点也一点不为过。”郭柯也这么认为。更准确的说，转折点出现在今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以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的纪录片《二十二》正式上映。

在此之前，郭柯默默无闻。但当影片的排片从最初的1%冲上10%，创下的国内院线放映纪录片最高票房纪录1.7亿，成为2017年的现象级电影之一时，郭柯一跃成为电影圈的“当红炸子鸡”。

“我没坐过过山车，不知道这是不是过山车的感觉。”在《二十二》上映两周后，郭柯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有点“懵”。

而现在，他已经清醒。“当红炸子鸡？还能红多久？明年还会有人来采访我吗？”郭柯一连问了我三个问题，沉默几秒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些问题：“明年啊，该干吗干吗”。此时，那双被张歆艺描述为“水汪汪真诚的大眼睛”正一眨不眨看着前方。

《二十二》纪录片背后最知名的故事是，投资方撤资使得影片拍摄计划一度搁浅，郭柯不得不卖房筹款时，仅有一面之缘的张歆艺借给了郭柯100万元。我开玩笑问：“是不是因为张歆艺是你认识的最大牌的明星？”郭柯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对啊。”然后轻叹一声，“惭愧啊，我一直都是电影圈的边缘人。”

（2015年釜山电影节上的郭柯）

“古惑仔”的残酷青春

郭柯自嘲自己一直是个边缘人。这并非自谦，事实上，中学时的老师、同学大多以为他长大后会为一名古惑仔。

郭柯出生于1980年，10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之后，他就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如果我是一种动物，一定是散养的。”郭柯这样形容自己。

中学时的郭柯，头发，必须染成黄色，以至于有老师冲他大喊：“郭柯！我就没见过你黑头发的样子。”衣服，必须一身黑亮，必备的行头包括了一套仿漆皮的皮衣皮裤和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这样的打扮让当时的郭柯感觉特别酷，他喜欢被人叫做“浩南哥”，他的另一个朋友外号叫“乌鸦”，全部取自《古惑仔》电影里的角色名。

学习上，只要看一下郭柯的座位，就知道他在班级里的排名。“要么坐最前排，讲台旁边，要么坐在最后排，打扑克。”因为不愿意读书，又赶上了街机游戏最流行的时期，那时候郭柯每星期都会旷一两次课，和朋友结伴打游戏。

初三的时候，郭柯的妈妈试图拯救他的成绩，将郭柯转入另一所学校，结果弄巧成拙，他在新学校经常无缘无故挨揍。“太疼了，还没缓过神，又一个巴掌甩过来，眼前一白，天旋地转。”直到现在，郭柯都能清晰地回忆出那种痛感。为了变得更强，郭柯也成了“混子”中的一员，彻底成了家长们嘴里“不要跟他玩的”那个孩子。

“打架，现在想来肯定不对，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初中时，我们要揍高二高三的，挑战更强的人。”那时候，草莽少年郭柯向往拥有强大的拳头，一言不合，就用拳头解决所有事情。

好在，郭柯自认为还是有底线的。初中开始，有同学抽烟，他觉得没兴趣，没有学着抽。有同学打架开始动刀子，郭柯感觉“太吓人”，他说他打架只用王八拳，连木棍都不用。

前几年回成都，郭柯向曾经被他揍过的同学一一道歉。回头来看那段有些荒唐的“残酷青春”，郭柯认为自己身体力行总结出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许那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至于那身皮衣皮裤，郭柯想起来就笑个不停，“你知道有多热吗？不透风！那时候只要看到水龙头就去冲一下，冲一下才凉快。”

1997年郭柯和他的朋友们，右一站立者为郭柯

电影圈的“边缘人”

“学渣”当导演，在电影圈里是什么角色？“还是‘边缘人’。”郭柯嘿嘿一笑。

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郭柯在2008年导演的一部30分钟的网络惊悚悬疑短片《二灵八》。那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导演栏中。短片的剧本来自于一位曾经合作过的导演，后来项目搁置，他就接过来试试。当时《疯狂的石头》很火，郭柯认为情节跌宕起伏的悬疑片更能抓住观众。

片子一共拍了4天，花了4000多元，费用由郭柯自掏腰包，所有演职人员免费出镜，4000多元全部花在了租场地、借机器和吃饭上。然而，片子拍出来后，事情就算结束了。在视频网站上，这部片子的放映量至今没有超过800次，在豆瓣上，没有关于这部短片的任何评价。郭柯的努力就还不如一颗小石子投进水里，掀不起任何浪花。

“我觉得我可能是没什么天赋。”郭柯幽幽吐出这么一句。

郭柯确实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班导演训练。1997年，还是高一学生的郭柯退学，报考了四川省艺校，一年后再次退学。1998年，他进入由香港演员方刚成立的“巨采”艺员培训班，同年参与了公司制作的长篇连续剧《浪卷红尘》的拍摄，饰演男主角的小伙伴，在剧中插科打诨。两年多的拍摄和后期制作将郭柯带入影视圈的门，但之后他还是无事可做。“点个盖浇饭，租个光碟，然后躺在床上看《流星花园》，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按照母亲给郭柯规划的未来，他要么留在成都开出租车，要么去学理发。郭柯认真考虑了这两种发展方向，最后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临走时家里给了2000块钱，他请朋友“唱K”花掉1200元。怀揣着剩下的800块钱，郭柯开始闯荡北京。

第一次考试，复试被刷下，在亲戚的介绍下，郭柯进入片场给剧组打零工，做过演员助理、演员替身、灯光助理。第二年再报考，过了专业课，但文化课报考流程出错，郭柯再次失去了回归“主流”的机会。那时，郭柯开始做起了副导演，说是副导演，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导演推荐演员，有时也给演员讲讲戏。

这样的工作更多需要的是社会经验，这点郭柯恰好有。那时候，郭柯一听说明天需要500个群众演员，就很兴奋。“大场面，我能搞定啊。”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他的工作方式是打电话，打114，找当地的文工团，不行；老年文工团，不行；社区文工团……一直凑到500人，找几辆车子拉到片场。

跟演员沟通，郭柯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敏感。别人说难合作的演员，他去试试，似乎都能搞定。曾经有一位资深演员冲他发脾气，郭柯不动声色，第二天在网上买了便携式小烟缸送过去。之后，那位演员对郭柯的态度开始改变。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郭柯承认自己的行为逻辑已经和中学时完全不同。“以前觉得只能用拳头解决问题，后来慢慢发现，换种方式一样能搞定，效果还更好。”

那时候的郭柯将“混子”的印迹褪去大半。因为一开始几乎没戏可拍，他珍惜每一个拍戏的机会。“有时候也许做得不太好，但态度一定是认真的。”慢慢地，他开始见缝插针干起执行导演的活，反反复复看剧本，整理出人物性格，梳理故事的逻辑关系，有时也给导演提提意见，如果导演接受，他就很开心。10年来，郭柯参与过40多部电影的拍摄，他的拍戏节奏从一年一部低成本电影变成一年两部长篇电视剧、两部低成本电影，一年只休息一个月。

2008年，郭柯打算给自己考个试，试试自己究竟能不能做导演。考试的内容就是拍摄《二灵八》。拍摄结束后，尽管也有合作过的导演鼓励说拍得不错，但郭柯自觉确实“没有亮点”。

“会不会很沮丧？”我问。“不会，当导演的想法并那么迫切，那就继续干活呗！”郭柯解释说自己的性格就是典型的四川人性格，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生活最重要的是安逸。尽管如此，他还是下意识地把之前的副导演、执行导演的工作称为“干活”。

除了“干活”，他也在寻找另一种活法。

2008年《二灵八》拍摄现场，后面摄影师就是《三十二》、《二十二》的摄影蔡涛

不玩花哨是最难的

对于郭柯，纪录片也许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这不是别人的判断，是郭柯自己的微博简介。

2012年，郭柯在微博上看到90岁的“慰安妇”韦绍兰和她“鬼子孩子”的故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拍纪录片。一开始，吸引他的是这个题材，“觉得这个题材会吸引人，里面有触动观众的痛苦”。但真正拍摄时，郭柯却推翻了之前的设想。

这个改变直接导致了《二十二》的一个奇特之处。虽然这部纪录片创下票房奇迹，但是导演的制作手法却一直备受争议。同样一部电影，有的观众看出了克制、平淡，自然而不刻意，有的则看出了故事线不清晰，“辜负了这个题材”。

“一个人的行为处事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郭柯这样解释。第一眼看到韦绍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和自己的奶奶长得有点像，都是小小的个子。

2012年拍摄短片《三十二》时，韦绍兰因为郭柯的追问低声抽泣时，郭柯并没有决定关掉摄影机，而是接着拍，继续追问。但拍完后，其他人转场去下一个场景时，郭柯背过身去哭了起来。“这是一种内疚的哭，摄影师看见后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懂我为什么会哭。从那次以后，我就明白以后该如何拍这些老人了。”郭柯的语气温柔而坚定。

在郭柯成为穿着皮衣皮裤的“浩南哥”之前，他有三年时间和奶奶相依为命。那是真正的相依为命。当时郭柯的父母已经离婚，他和奶奶住在远离成都市中心的临街小平房里，周围环境鱼龙混杂，只要父亲一出差，郭柯就感觉心里不踏实。

有一天晚上，家里停电，郭柯听到有人敲门，奶奶出门张望，但外面什么都没有，第二天早上，他们才发现木门下面被老鼠啃了一个洞，晚上的敲门声，其实是老鼠咬门发出的声音。“你不知道，成都的老鼠有这么大。”郭柯拿手比划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恐惧感作祟，他比划的老鼠足有猫那么大。

一年冬天，大风一吹，郭柯和奶奶被关在门外。奶奶带他到楼下馄饨小摊，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碗抄手。“她自己没吃，让我吃，等我吃完，她把我搂在怀里，很温暖。”说到这里，快40岁的郭柯脸上竟然显出几分孩子气。

郭柯拍《二十二》的时候，有时候会单膝跪下，握住老人们的手，搓一下。这些看起来特别肉麻的举动，郭柯说他做着并不难受。“我就是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奶奶了。”郭柯说，“在我懂事的时候，没有为我身边的老人做些什么。我现在遇到她们，就应该做一些。”

这种感情是相互传递的。至今，郭柯面对每一个记者几乎都会反复提到这个故事：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郭柯给了她500元零用钱。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老人从衣服里掏出来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郭柯打开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元。

2014年正月，郭柯在拍完《二十二》中两位老人的葬礼后在朋友圈写下这段文字：当我们打开自己的心，不表现自己、不功利的面对，不强加于自己那点所谓的感受时，天、地、人的情感会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温情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剪接方式被郭柯描述为“笨拙的”。即使在《二十二》已经受到市场承认的现在，郭柯仍然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创作理念上都不够强。“我玩不来花哨，只能老老实实，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用最原始的方式的做片子。”沉吟几秒后，郭柯又接了一句，“不过，不玩花哨，是最难的。”

2012年7月，郭柯第一次见到韦绍兰老人

2014年7月拍摄李爱连老人时，郭柯在老人家蹭面条吃

郭柯与毛银梅老人

2014年，郭柯与张先兔老人

成名之后

《二十二》获得票房认可后，短短几个月，郭柯见过很多名导演、演员、制片人，这是他之前接触不到的。

媒体的追光灯也一直聚焦在他身上。最高峰时，郭柯一天要接受近20家媒体采访。以前他不相信，真有废寝忘食这件事，但那时候他感觉真没有时间吃饭，一度接电话接到头晕。

“几乎一直在接受采访，上出租还有人录像，到了现场就跟观众、记者交流，交流完了又赶下一场。”有一天，郭柯的活动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但公司同事告诉他，等他回家后，11点有一个采访，12点还有一个。

即便如此，媒体想要郭柯采访并不难。“不能给脸不要脸吧。”郭柯还记得，2015年，为纪录片《三十二》做宣传时，他珍惜任何一个媒体采访的机会，但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准备，文章发出来后，都会热情转发。“有宣传就是好事”。

相比之下，郭柯在那顿晚宴上的社交显然不能算游刃有余，在晚宴开始前，他甚至一直在向主办方打听，能不能不参加。“不觉得圈子很重要吗？”我问。郭柯的回答斩钉截铁：“不重要！我不想进入核心的圈子，这样自由一点非常舒服。”

在这种宴会式的社交场合，更多的人在为自己寻找人脉、勾兑资源。但郭柯却自认为性格有缺陷，不喜欢跟不相熟的人“尬聊”，“我不觉得在酒桌上有什么业务要谈，有什么业务能谈成。”郭柯说，自己年轻时玩过、闹过，该经历的都经历过，现在他希望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能不难受。“但不难受是件很难的事情。”

郭柯甚至在考虑离开北京回成都发展。《二十二》的成功助长了他的这种想法，用自己的方式，也能干成事情。“其实弄剧本、弄片子，都是窝在屋里，对吧？”他反问我，似乎在求得一种认同。

从某种角度来说，被“散养”长大的郭柯一直都在追求自由，小时候，他追求的自由是不上课，天天跟朋友们玩；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干事。

在此期间，时间就如同一个温柔的手掌，把懵懂少年的冲动摩挲得沉静幽深。

这些年，郭柯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已经越来越像老年人，早睡早起，生活规律。“到了这样的年纪，终于明白快乐和烦恼的比例是一样的，越快乐就会越烦恼，自由可能一直都在远方。”对于生命，郭柯有了新的感悟。

拍完《二十二》后，郭柯回家探望父母，看到父母头发又白了许多，手上长出了老年斑。“应该经常回来跟父母吃个饭。”郭柯这样想着，但话到嘴边，他跟妈妈说：“幸好那时候我没去学理发啊。”

上观新闻：用一个词来概括2017年，你会用哪个词？

郭柯：温暖。同时也会更加谨慎。

票房第二天到1000万时，发行方的人都哭了。很多朋友、明星、企业、官方媒体、自媒体都在帮忙免费宣传，真的是靠了全社会的力量。

我当初判断这个电影上映后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好，成为社会讨论的现象；要么极端差，影院半日游。

上观新闻：如果极端差怎么办？

郭柯：接受啊。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以后我要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路：继续拍片子，把该还的钱还上。张歆艺可能不会说什么，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现在我可以更自由一些，更加有信心。

上观新闻：以前不够有信心吗？

郭柯：比较自卑。但有时候这种自卑是一种好事，能让自己保持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去做片子。当你觉得这部片子已经没问题了，随手拈来，这个片子就完蛋了。

上观新闻：有些人觉得《二十二》的票房很大一部分占了题材的优势，你觉得自己的努力在电影成功中占了多少比重？

郭柯：题材优势占一半以上，社会关注、明星转发至少占30%，15%是工作人员，我占5%。但是没有我这个5%，就不能形成最后的100%。

上观新闻：你就是雪球中心那部分？

郭柯：对。未必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坚持。这一个是源自于我拍戏多年的判断。还有一个我有股倔劲。我就要跟自己较劲，就要跟这个行业较劲。

卖不卖座不重要，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完。

上观新闻：《二十二》的成功会不会对你下一部电影带来压力？

郭柯：没什么压力。我把《二十二》当成我人生的顶点，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压力。

而且下一部我会拍剧情片，压力会小多了。

上观新闻：听说你的下一部戏是关于临终关怀，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筹钱了？

郭柯：不知道，还没开始筹措。我想和《二十二》一样，先把前期工作做好再说。

《二十二》收回成本之后，我手上也有一些钱，所以我会先把前期工作做完，把答卷做出来，然后再找资金。

上观新闻：听说现在电影圈里的一个普遍做法是先找投资方再做事。

郭柯：我做不了，没他们那么能说。

我想当初张歆艺能借钱给我，也是因为看到我确实付出了很多。我真的等钱去做完这件事，而不是等钱开始。

上观新闻：你承诺将把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的盈利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这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郭柯：细节还在商量中，预计2018年上半年能完成。老人医药费这几年都是在苏教授（注：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那边实报实销，今年，援助金从5000元涨到1万元。以前我们每年去看望这些老人一次，以后会增加到每年两次。

明年1月1日我们团队又要出发看望这些老人。虽然22位老人中有14位已经去世，但我们会到他们的坟头上跟他们汇报一下今年的情况。

上观新闻：真没想过把这些钱揣自己兜里？

郭柯：怕自己反悔，所以先说出去，说出去就不能反悔了。

这个片子不是说我拍得多好，而是大家在关注这些老人。观众中很多是学生，没什么钱，但他们一次两次地买票支持这部影片，如果最后我把钱收了，你说这些学生会怎么想？我觉得他们会失落，社会就会恶性循环。

希望大家从这个片子里看到希望，片子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