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滥觞之时，欧洲爆发了人与机器的激烈对抗，这一劳动竞争关系切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会不会在本世纪重现？当了7年工信部副部长的杨学山，今天（9日）在沪发表预见，“人、机械、智能系统”三足并立、但以人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按照理想进程，将在2100年基本结束，就是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领域都基本结束，而后则是智能系统——非生命智慧体上位的整个23世纪。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这位北大研究生毕业的上海教授，出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新创立的独立研究机构“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学术发展委员会主任，这一战略性研究院在国内首次从经济管理视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杨学山说，在380万年人类发展史上，非人类主导的时间尽管可以忽略不计，“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

人，从唯一社会劳动提供者，到基本退出劳动

在杨学山看来，这个地球上，劳动力总供给的构成已然并正将经历一个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人作为唯一的社会劳动提供者，到人基本退出劳动”。

他将这一历史进程划分为6代。在1.0代，劳动力总供给无非就是两个构成：人和最简单的工具；2.0代，由人、畜、工具构成；3.0代，是人和机械；4.0代，则是人、机械、智能系统，其中人是主导，“这也是我们所处的当代”。

到了5.0代，构成变为了智能系统、机械和人，主导也变为了智能系统，这个阶段的理想进程从2030年就初见端倪，至2200年基本结束；而6.0代，这一构成中唯有智能系统，人基本退出了，理想进程从2150年起，直至2250年左右。

杨学山以一个年产2000万吨煤矿的劳动力变迁进程为例，他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期间，曾亲身乘车40分钟下到这个矿井中最深的作业面。上世纪90年代初，煤矿处于“2.5代”，全矿20万人，以人为主，机械为辅，人均产量也就是每人每年100吨；本世纪初3.0代的一般水平下，全矿减少为5万人，机械为主，部分自动化；现在的高水平4.0代条件下，全矿只有600人了；可以预见，到5.0代，智能系统主导阶段，人员将再降到60人；至于5.5代时，人基本退出的阶段，“只要6个人就够了”。

因此，从社会总的劳动供需平衡看，人力必然从“绝对不足”变为“绝对过剩”。杨学山将这个总过程解析为9个阶段，比如，最初“绝对不足阶段”，即早期人类、部分农耕时期、工业社会早期；之后，又经历低水平的相对不足、相对平衡、相对过剩；再后，达到中水平的相应状态；又经历一波高水平的相对不足、平衡、过剩，如在部分国家地区、部分发达国家发生，且这样的国家地区逐步增加；最终，则是达到“绝对过剩阶段”，也就是在进入以智能系统为主的总劳动供给之后。

作为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外经贸大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院长齐佳音也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大量运用的机器人将使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产品的价格将越来越低廉，物质为人带来的绩效感快速下降。“可见，在AI时代，其实全人类在精神需求方面可能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她说，相应地，对于机器人，我们的管理出发点应该将机器人视为另外一种平等合作并具有协商机制的智慧体。“要提前考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关于高等智慧体的管理问题，不断思考人类如何在与高等智慧体的共处中，确保人类的伦理、规范、尊严和价值能够更好得以保障。”

从3.0代到6.0代，劳动分配等制度调整是关键

历史地看，在人、机械、智能系统构成的由人主导的4.0代，新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在这个阶段的早期，仍处于较轻的可转移至其他领域的人力相对过剩；而到这个阶段的中后期，将进入较为严重的人力绝对过剩，需要全面调整分配制度和劳动制度。“这种制度调节的重点，是保障人的工作权利和工作环境。”杨学山带着近忧远虑向记者表示。

而进入智能系统主导的5.0代，在社会总劳动中，需要人参与的部分日益减少，大部分领域进入“无人”状态。杨学山仍以煤矿为例，2000万吨煤的年产量，只有60个工作人员，收益归谁？归企业，还是通过法律和制度转移给原来的那600个人？同时，现在10个人来分享1个人的工作量，工资水平不变吗？“这已经不是一个企业可以调整的，必须经由法律进行规范。”

至于人基本退出的6.0代，矛盾更加激化。当一个社会的有效总劳动，可以提供满足社会各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无论劳动者是人还是机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分配制度，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在劳动时间减为今天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其在社会总分配中的比例依然不变。”实际上，需要的是系统的理论、法律、制度调整；否则，人类或将进入比工业化革命早期更尖锐的矛盾期。

齐佳音教授也表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如果不加以宏观层面的机制设计与管理调节，或许将直接导致人类社会的两极化，一部分人坐拥大量资源，进阶到自由国度，更多的人被赶到社会的边缘，直接掉入‘被抛弃’的境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就是管理学科学者们的失职。”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重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属于新经济范畴，其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指导。”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校长朱国宏认为，从目前国内成立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来看，多数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将人工智能和经济管理结合起来的专业研究机构还很少。各界应尽早探索并理解人工智能社会变革的宏微观规律，尽早制定更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劳动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