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妮是我的学生。
朋友小卫知道我在中文学校教中文,就问我是否愿意收一个澳洲学生。教中文,我应该算是科班出身,但外国人我还从来没有教过。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我欣然接受了。
第一次教外籍人士,而且是成人,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认真看了几套汉语教材,都是先出现汉语拼音,学许多的口语,过了一段时间才接触简单的汉字,我却想让外籍学生一开始就知道中国的文字是方块字是形声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我决定自己编教材。因为对方是初学,图画卡片都是少不了的。每周授课两小时,我花的备课时间起码是四小时。
我教得认真,简妮学得更用心。简妮学过好几种语言,有不少语言学习的经验。上课时,她总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口型看,她说她的耳朵也很灵,一直在认真辨别不同的发音。她常会说,对不起,请你再重复一遍,因为我只注意了听你的发音,没有注意理解你说了什么。
虽然简妮有语言天分,但对我来说,教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的人,许多问题是大学中文系没有教给我的(现在大学里有了对外汉语专业)。如简妮问我句尾的“了”是什么意思,我想说这是助词,马上想到英语里是没有助词的,她也许很难理解。想了一下,我告诉她这相当于“现在完成时”,心里正高兴自己总算联系到英语语法了,简妮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千万别跟澳大利亚学生讲什么“现在完成时”,虽然她是懂了,因为她学过好几门语言。
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的发音有许多相似之处,她学起来挺快的,翘舌音和平舌音,前鼻音和后鼻音却是难题,好在这问题也不大,许多中国的南方人也不是分得很清的。四声就难上加难了。简妮每念一个字,我就用很夸张的大幅度的手势,做持平(阴平)、上升(阳平)、下降再上升(上声)和下降(去声)的动作,简妮也跟着我的手势,夸张地大幅度地摆动她的身体,可是身体的动作是对的,读出来的声音却是南辕北辙,比如读到“绿”字,我的手和她的头明明都狠命向下,她读出来的音调依然是阳平声。好不容易矫正了,第二天,小卫在电话里还是跟我说,简妮讲的“出租车司机”和“绿色”实在太难懂了,直到她拿出我给的图片,小卫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简妮在课后也不忘抓紧时间练习自己学的中文呢。
我的任务是教中文,从站在她家门口那一刻起,到师生互道“再见”,我与简妮都不能用英语聊其他的话题,因此除了她的学习态度,我对简妮的了解,只是从朋友小卫那儿听到的一些零碎的片断。
一年前,简妮要为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请一位会讲中文的家庭教师,小卫就这样走进了这对双胞胎的生活。这两个女孩只有三岁,逢事便问他们的家庭教师“HOW DO YOU SAY XX IN CHINESE?”,小卫一个一个单词教她们,虽然前教后忘,相信日积月累,她们能掌握不少中文词语。她们甚至问“沙发”和“咖啡”怎么用中文讲,当然是告诉她们,和英语的一样。我不认为小孩对中文有与生俱来的热爱,一定是她们的母亲常常这样问她们,才使她们兴趣高涨。
有一天,洋娃娃找到一本书,就问这是英语的还是中文的?家庭教师反问她们,你们希望是什么的?洋娃娃不假思索地说,英文。她们的母亲立刻委婉地接上去说,她们是觉得英文容易啊。任何人偏爱母语都是无可非议的,简妮这样做,分明是为了照顾小卫的自尊心。
我编的教材分课文与阅读两部分,课文是系统的,循序渐进的,阅读则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补充一些词汇,讲讲颜色、水果、职业等等。学到职业那部分,我跟简妮练对话,自然会说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简妮拎起一张卡片说,我是家庭主妇。我笑了,没错,此时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孩子。但根据她的住处、教养和悟性,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所以我捡起“职员”的卡片,教她说“我以前是职员”。事后与小卫谈起,小卫忙不迭地说,不对不对,她不是职员,她是画家,为澳洲很多大人物画过像。
后来我知道简妮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肖像画家,得过阿基鲍得奖,这个奖是澳大利亚最具权威的肖像奖,许多画家为它奋斗终身,因此我对我的学生简妮的感情中又增添了敬意。
我曾告诉简妮,汉字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每一个中文字就像一幅画。我没有问过简妮为什么要学中文,我想人们学习语言,除了因为有用之外,必定是因为这种语言优美。我为我的母语而骄傲。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