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复旦大学成立的首个校级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可谓“阵容豪华”：校党委书记焦扬亲自担任院长，并聘请郑必坚、李君如两位理论大咖担任咨询委员主席、副主席。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当下这个时机成立研究院？对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会带来哪些助益？对新型智库建设将作出哪些探索？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教授。

“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动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新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哪些新特点？

黄仁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实际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动机，世界经济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再平衡。

从世界经济的结构来说，此前一轮全球化造成了几个不平衡：一是虚拟经济过热，实体经济衰落；二是热钱规模太大，实际投资变小，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与全球资金的这种不平衡流动有关；三是全球财富两极分化，导致全球范围民粹主义兴起，尤其在西方民主制度环境下，产生了一种恶性循坏——越是全球化，民粹主义越发展，导致保护主义越发展。

“一带一路”则正好与之相反。首先，它向实体经济倾斜。其次，中国投资增量向基础设施倾斜，向实体经济倾斜，引导更多热钱转化为直接投资、实际投资，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向。第三，它向比较不发达地区倾斜。由此，缩小了全球两极分化差距、减缓了两极分化的速度，尽管不能说彻底扭转，但至少没有更恶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于新一轮全球化，中国不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进行改变，而是通过利益交汇点实现利益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世界经济的长期正面影响将日益显示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时代”，与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比如，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城乡融合，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等提法，与“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国内进行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时候，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与我们内部是同向的。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两个市场、两种大局、两个资源互动联合。在这样的条件下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就不是简单修几条路所能涵盖的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的理念层面，新型国际关系是战略层面，而“一带一路”是具体的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做得越好，另外两个核心概念就会做得越实。

上海何以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10月，上海推出了《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方案聚焦六大专项行动，提出了60项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如何理解“桥头堡”？上海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

黄仁伟：在“一带一路”桥头堡行动方案中，上海明确提出了桥头堡的目标定位：把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新载体，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新平台，联动东中西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枢纽，努力打造能集聚、能服务、能带动、能支撑、能保障的桥头堡。由此可见，桥头堡的核心作用体现为联结枢纽和关键节点。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取决于两个因素：

首先，从上海自身发展来说，正在全力实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四个中心”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都要服务“一带一路”，不服务就没有发展空间。以“四个中心”为例，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这四个都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上一轮全球化的重心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贸易、投资等的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所占比重也是最大。当经济全球化逐渐从西方向非西方、向新兴经济体、向发展中市场转移，“四个中心”建设也应着眼于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只有这样，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

其次，从地理条件来看，上海是国内唯一一个处于“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三者结合部、连结点的地区，这是上海独特的地缘优势。

桥头堡是枢纽、是联结，它所提供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多功能的，不是单纯修条路或者输出某个产业，而在这方面，上海是最具备综合实力的。因此，从桥头堡的定位来说，《行动方案》要与上海整个发展战略结合，上海各种软硬实力建设也都要与“一带一路”结合。

打造网络平台化的综合性新型智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国内“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机构已有不少。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的特色在哪里？研究院成立后，将有哪些重要举措？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科的完整性。复旦大学拥有文理综合优势，社会科学拥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有些学科位于全国前列。这样一个学科整齐、发展均衡的体系，有利于建立“一带一路”综合研究基地。现有的一些“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大多是偏重某一方面，比如针对某个区域或者聚焦于技术、经济、安全等具体领域，把所有的学科力量集中起来研究“一带一路”的研究机构，目前还是很少的。事实上，研究的综合性和全方位性与“一带一路”本身实践的综合性是相吻合的，“一带一路”不是纯技术或者侧重经济、安全某个方面的，因此要用综合的办法来研究“一带一路”。

二是“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阶段走向实践中的推进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从倡议到平台，意味着实践的内容大大提升，也意味着重点要转向解决问题。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一定要把学科研究内容与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结合，把“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难点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加强研究针对性、有效性。

三是服务上海。上海要发挥好“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就要与上海承担的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比如，如果将来上海按国家要求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一带一路”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可以在自由贸易港中先做。此外，“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法律、人才等问题，上海也要带头研究。

关于研究院未来发展，重点就是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新型智库。研究院目前实行“项目—二级所—研究院”的架构。具体来说，复旦社会科学每个二级研究院都有一个“一带一路”研究所，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用项目制联结这些研究所。作为一个综合性智库，研究院与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的学术机构、大学开展合作，并建立了国际智库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智库建立联系，重点形成中国—东盟10+1智库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16+1智库联盟、中美智库对话、中英智库对话、中印智库对话、金砖国家智库联盟等“一带一路”智库区域网络。除了项目研究，研究院还将针对实际需要，为政府、企业、社会等提供相关研发支持，比如人才培养，既培养中国“走出去”的人才，也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当地人才，目前有些国家已主动提出要与复旦合作建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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