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女，汉族，出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独立制片人、导演、作家。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其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深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及海内外联大校友所认同，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张曼菱在北大参加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研讨会活动。

八十年前，在长沙挂牌的一所临时大学麇集了北方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然而，敌寇的残暴让他们失去了应有的悠游雅驯，国破山河碎，衡山湘水也无法安放一张课桌。几千名师生或借道域外，或徒步边陲，带着满腔愤懑移师春城，在这里坚持了八年弦歌不辍。

八十年来，西南联大并未随着辰光远逝而淡出人们视野，反之，历久弥新，其话语边界早已越出教育范畴，成为社会话题。为什么一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会引起后人的无限景仰和念兹在兹？解读联大精神有着不同的纬度，言五四精神者有之，言独立自由者有之，在张曼菱眼中，西南联大的价值在于战火硝烟中完成了民族精神与心灵的一次整合。

凄寒迷雾上征途

1998年，作为云南省”引进人才“，张曼菱动起整理西南联大校友口述史的念头。”那时就已经有了强烈危机感，37、38级的老校友年事已高，能够完整说清联大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再不抢救，我们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带着这份文化使命感，张曼菱向亦师亦友的季羡林请益。季先生说：”你行，你是北大毕业，又是云南人，你做这件事最合适。“

之后的数年间，北大校友和云南人的历史缘分促成了《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拍摄。张曼菱走访了一百五十多名联大学子，通过个人化的记述，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图在张曼菱脑海中清晰可见，她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群人令自己的父母钦佩不已。

张曼菱生长在昆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垂髫之际就从父亲口中听过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的名字，那时的她尚不了解这些人的事迹，可是记住了父亲的一句话：这批老师和学生改变了昆明人。

“我们昆明地处边陲，生活很安逸的，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珠光宝气，花枝招展，对于国事没太多人关心，可是，这群北方人来了之后不一样了。”父亲告诉她，那时昆明人看到来了一大群读书人，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衣衫褴褛，有的先生留着大胡子，声称抗战不胜利绝不剃须。过惯了小日子的昆明人猛然惊醒，人还要这么活着。旋即，锦衣深藏，钟鼎入库，敬斯文、切战事成了昆明的新风尚。

“我父母没进入联大，但是他们都受着联大影响，我父亲见过潘光旦先生打篮球。一个残疾人拄拐打球干什么？就是一种骨气，正常人做的我也能做。还有闻一多、刘文典他们向市民做演讲，聊时局、聊文学、聊历史，以前老百姓对这些不感兴趣，现在感兴趣了。他们明白这个国家是每个人的，必须爱这个国家。那时骂谁是汉奸，这是比刨祖坟更大的羞辱。”

在做《西南联大启示录》时，张曼菱特意请季羡林聊他的老师陈寅恪。季羡林对她讲，陈寅恪家族是唯一三代被收入《辞海》的，学问自不必说，三代爱国更是震撼人心。“陈家爱国有遗传”！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彼时旧诗北辰，陈寅恪先生把他迎到北平，在这里让父亲颐养天年。后来卢沟桥事变，陈三立绝食、绝药，谁劝也不行，五日气闭。吴宓去悼念时，陈寅恪告诉他，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就已经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邀请函，要他赴宴。为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寅恪以为“文化不可以亡”。

张曼菱在阅读《吴宓日记》时发现，最初吴宓没准备走，觉得日本人来了就闭门读书，与世隔绝。可是，陈三立的死让吴宓醒悟，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不行的，大时代下的生存，已经不是个人的事。

初冬的北平，浓雾遮蔽古城，吴宓踏上了南行列车，登程之际他写下诗句：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车厢里有很多日本军人，看吴宓是一介书生，还给他让座。而在吴宓看来，日本人血腥地占领了北平，却还在假装礼仪与文雅，他内心更添气愤、屈辱与痛苦。他庆幸自己未与师生离散，他们将在远方汇合，为共同的目标去奋发。

西南联大教职员工胸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联大初入云南，暂住蒙自，陈寅恪观南湖风光不禁想起什刹海。是啊，北京是文化中心，中原乃华夏正朔，在中国历史上，南渡总是与亡国相伴。无论永嘉南渡，抑或靖康之变，丢失了故国河山的南渡君臣再也没能踏上旧土。精研历史的陈寅恪，引南渡之典，抒忧国之虑。

张曼菱手中保存着任继愈送给他的联大校徽两枚，背面镌刻着任继愈的联大编号。从本科到研究所再到任教，任继愈经历了西南联大始终。这位哲学大家的学术道路，也因抗日战争奠定。

七七事变爆发时，任继愈在山东老家，看到报上公告说，北大、清华学生去长沙集合。任继愈到了长沙，学校就爆发了大争辩，读书还是杀敌？

莫言书生无胆量。在煌煌中华历史中，书生典戎行者不乏其人。每于存亡绝续之际，素日羸弱的秀才也会迸发澎湃的血性。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投笔从戎者甚多，“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是每一个铮铮男儿应有的气概。

那是不是都要血染沙场，与敌死战呢？读书到底能不能救国？钱穆最终为争辩做了结论，杀敌是爱国，读书也是爱国，为国家保留读书种子，以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

当时，联大师生本可以全部采取借道国外，辗转入滇的安全方式，为什么凭空又出现了”湘黔滇旅行团“？

任继愈就是步行入滇的一员，他向张曼菱解释原委。”如果全体都从海外转移，那是一种耻辱。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这个学校，从未沦陷的国土上走过去。“在张曼菱的走访中，她发现选择步行的联大学子性格都比较刚烈。“也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的性格，也许这些人本就与众不同。”

在步行入滇的途中，任继愈深感中国民气可用，每一个人都不甘当亡国奴。“小日本非把他打跑不可。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不只是上层。”正是通过这次旅途，任继愈对民族苦难和人民坚韧产生了深刻理解与信心。

夜宿寺庙，远处传来虎啸，凝望半壁河山，任继愈思索自己的研究之路。还有一年他就本科毕业了，之前任继愈主攻西方哲学史，这一刻他决定调转航向，研究父母之邦，中国哲学史一代大家在此刻启航。

身居美国的一位联大校友向张曼菱讲述过这样一桩事。步行团经过一座山谷时，阴冷、黑暗、潮湿令人不适，突然，歌声响起，宛若洪钟，闻之一震。那是闻一多的歌声，出了隧道，所有人都想再走一遍，再听闻先生放歌。

沿途所见所闻，闻一多每每声泪俱下，他自责，愧疚过往生活醉生梦死，是“假洋鬼子”，他大声疾呼：同学们，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吧！

在北平、天津的生活是优渥的，教授们拿着高薪，享受着荣誉，每个人都沉浸在小我世界中，时常还有相轻相贱，打打笔墨官司。卢沟桥一声枪响，日寇欲亡我种族，灭我文明，其情汹汹，知识分子的人格得以重塑，学问不再是个人化事情，它与民族、大众息息相关。

往日清高的学人变得接地气，不需要任何动员，没有一句空话，他们自觉体察民瘼，人民也自愿反哺他们。同为步行者之一的诗人穆旦看着这等情景，他写道：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任继愈和张曼菱讲起云南街头一个卖粥人，颇为不俗，来了联大师生，他总能聊上几句时政、历史，吴宓写了幅对联赠他：无名安世隐，有业利群生。它显示了西南联大学人与当地人的友善关系，学者对民间文化的同情与尊重。

陈省身和张曼菱说，抗战初起，自己从国外归来，到了上海听说三校南迁的消息，一路追着走。“我一个教数学的到底能为抗战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可就是知道该跟着走，家里着火了，能帮着拿盆拿碗也是好的。”

聆听当事人的一一讲述，张曼菱把握到了联大的精神内核，这是一次中华文化的浴火重生。正是这些鸿儒大德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生死与共，荣辱不弃，这一次南渡才走出了历史怪圈，“复神京，还燕碣”。

中兴业，须人杰

刘文典跑警报的故事流传很广，他自觉不能死，因为肚子里有学问。这不是贪生苟且，也不是学术自私，而是要为往圣继绝学。华罗庚、王力住在猪圈垒砌的木板房里，坚持做运算、写论文。联大的学生拼了命读书，这都不是为了个人功名。钱穆在云南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他们深刻认识了国家落后遭人欺辱，不能永远让人欺负下去，要救国必须有知识，他们要在战后建设美好的新中国。”张曼菱说。

今人提及西南联大总是说如何培养人才成功云云，张曼菱认为这不是重点。“北大、清华、南开本就是一流学校，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们都会出人才，今天一样在出人才。西南联大所培养的不是人才，是人杰，是承担天下兴亡的栋梁。”

在一片花图锦簇的描摹中，西南联大有被过度美化的倾向，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没有世俗的陋规。对此，张曼菱觉得是在贬低联大，是“手撕鬼子”般的恶搞。

三校历史背景不同，校风校貌有别，人之常情在他们身上皆有，矛盾是不可避免。之所以留给人“罗三校、兄弟列”的印象，是全体师生有大局意识。在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大局面前，一切个人得失都不足为碍。张曼菱对此有一番解释，“人才有这种‘量’的关系，跟社会有一种兑换，但是人杰有信仰，有无限的献身性。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

孔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东西文明各美其美，作为舶来词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完整阐述联大精神，在他们身上还流淌着士人风骨。士人风骨是什么？气节二字。

任继愈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凡时局动荡、朝代变迁，英雄和诸子百家，都是力图统一天下的。只有‘统一’，才能发展。对中华民族而言，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则不正常。在这些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

闻一多离开北平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闻一多可以享有两个抄文的书记，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可是他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就混入了难民队伍。

抗战胜利归来后，三个大学有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张曼菱颇为激动地自问自答：“这说明什么？说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你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亡国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张曼菱认为，西南联大是战时学校最杰出的代表，但今天不应该只让人们记住西南联大，一切在战时坚持办学的学校都是民族脊梁。他们虽然没有联大坚持的时间长、名气大，但一样应该被后人铭记，包括中学、小学。“张伯苓为什么要在重庆办南开中学，没有好的基础教育，大学哪来的生源？”

今日中国是历史上最接近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代，强国富民，教育先行。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不该只是传说，后来人更不必厚古薄今，扼腕欷歔。远行的先贤更希望看到江山代有才人出，联大校歌更需在这个时代回荡：中兴业，须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