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粮食日前夕，87岁高龄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传捷报。他带领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创造了新的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则新闻带来的震撼可能并不大。在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很多人都备受营养过剩的困扰。如何吃饱肚子的难题，早已经被如何节食减脂的烦恼所取代，一些年轻人甚至喊出“不吃主食、不碰米饭”的极端主张。然而，如果回顾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就很容易明白“1149.02公斤”这个数字，意味着多么重大的价值。

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在他的幼年时期，旧中国社会整体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一遇兵灾荒年，就会饿殍遍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起步于1960年，直到他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的1975年，全世界尚有8亿饥饿人口嗷嗷待食。由此可见，袁隆平的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就是要解决数以亿计人口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为我国全面解决温饱问题，也为全球大面积减少饥饿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的今天，确保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袁隆平的科研成就仍然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

可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把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作为科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作为科学研究和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是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取得丰功伟绩的重要经验，也是他的研究能够不断震惊世界的“秘诀”。这一经验，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对于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都具有借鉴启迪意义。

袁隆平不迷信国际学术权威。早在1965年7月，他就通过自己的研究，彻底推翻由米丘林、李森科提出的传统经典理论“无性杂交”学说，推论水稻亦有杂交优势。他也不盲从国际主流学术潮流。就在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培育课题上，美国、日本等科技发达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设备和人力去研究，但几十年间一无所获。袁隆平从不被国外同行的失败所吓倒，更不因为外国科学家的失败而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产生动摇，而是坚信“外国人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的本土意识、问题导向和独立道路所提供的启示，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要跟国际科学界脱节。事实上，科学无国界，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工作者已经形成了科学共同体，携手推进人类的科学水平和进步事业。袁隆平本人也参加大量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的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本身就是世界科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无需讳言，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共同体，主要还是由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主导，他们在领域拓展、问题导向、议题设置、论文发表、科研成果评价等方面都拥有主导权。

在这种现状下，国内一些急功近利的科技工作者确实存在“唯西方学术圈马首是瞻”的不良倾向。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力求全球同步，抢占世界前沿当然有其道理，但连一些应用学科都忽视中国的国情实际，不以解决本土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作为科研工作导向，而是始终将目光紧盯西方。有些人时刻关注西方学术圈里哪些领域最热闹，哪些课题最受关注，什么样的论文最容易登上权威期刊。甚至专门“把脉”学术权威，摸准他们最近关注的问题，然后削足适履地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可能获得西方学术权威的肯定，获得权威期刊的刊发，甚至能摘取一些重要奖项，再“出口转内销”，为他们在国内赢得利益和声誉。但由于脱离本土的国情实际，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解决国内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能发挥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最终影响到这些科研成果的含金量。

拿这类科技工作者和袁隆平相比就不难看出，研究取向的差异根源于初心的不同。一些急功近利的科技工作者看重的是名利和权势，迎合学术权威、争取权威认证当然成为他们的“终南捷径”。袁隆平的初心正如他所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梁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我在田里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乘凉。”这个朴素的初心，让他几十年如一日奉献智慧和辛劳。随着这个梦想逐步实现，他也一步步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可以说，他丰硕的科研成果让人高山仰止，他的精神境界更是堪为模范，值得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