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辉煌的96年。其实，从中共八大开始，党代会的会址才固定在北京，而此前的中共一大到七大的大会会址都因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尽相同。其中，有三次大会在上海召开。    
   

这三次党代会为何选址上海？建国后它们又是如何被一一确定和保护的？

陈毅提议寻访“一大”旧址
   

中共一大之所以选址上海，其实有着多方面的考虑。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党代会的召开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    
   

1920年5月，维经斯基携带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直到1922年底，中共上海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在法租界运作。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正式开幕。尽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险仍然时时存在。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会议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1950年夏末，根据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提议，并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为纪念建党30周年，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承担，他召集军管会文艺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杨重光，具体研究寻访一大会址的方案和步骤。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公安局找到了仍留在上海的“一大”出席者、后来叛变革命的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又从其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解放后改为黄陂南路，在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两侧约有2000栋房子。这样就大大缩小了寻找范围。沈之瑜和杨淑慧在黄陂南路边看边走，但没有找到李的住宅。又经过几天的反复查访，终于打听到，与贝勒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原名是望志路，当时已改为兴业路。她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觉得这就是李汉俊家。
   

后又了解到这一排五栋石库门民居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解放后改为兴业路70、72、74、76、78号）。而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的就是106、108号这两栋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后，董正昌把这五栋房屋全租下来，办起了“万象源酱园”。
   

在沈之瑜寻访李汉俊住所的同时，杨重光通过上海教育局，从解放前的教育档案中了解到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校址曾三次搬迁，并于1932年关闭。杨重光来到太仓路寻访当年的老居民，终于找到一栋二层的青砖楼房即当年的博文女校。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了照片，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两天后，杨重光被告知：毛主席和董老（董必武）都看了照片，说博文女校是“一大”期间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
   

因为李汉俊早已去世，杨重光又直接找到在京任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核对，李书城证实：“那时我家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08号，现大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至此，一大会址已基本确定。
   

为了把一大会址考证得准确无误，中央又委托“一大”的参加者李达专程到上海实地考察。李达进入“恒福昌面坊”后认定：“这是汉俊的家，党的一大就在这里召开。”于是，中共一大会址得到正式确认。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的《新青年》编辑部和太仓路的博文女校三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旧址辟为革命纪念馆。1952年冬，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提出，“一大”纪念馆的再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参观者能看到当年的情景。

1953年6月，“一大”会址模型送到北京。毛泽东看了模型后交待，让包惠僧到上海实地看一看。1954年3月，包惠僧和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同前往上海，会同有关部门着手布置会址。他们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详尽的回忆，力求尽可能地接近原貌。
   

1956年春节，董必武来到这里。回顾往事，他感慨万千，当场挥毫题词，写下了《庄子》中“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八个字。

延安高架为“二大”旧址让路
   

“一大”以后，关于举行“二大”的地点是在上海还是广州？中共中央最初并未确定下来。但当时已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再举行“二大”。1922年5月上旬，上述两个大会相继在广州举行，党组织派陈独秀和张国焘指导这两个大会，并考察广州的政治环境。后来，由于陈炯明叛变革命，广州政治形势相当复杂，中共二大仍选择在上海召开。
   

“二大”会址依然选在法租界，会议更加注意保密和安全防范。具体地点是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即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时，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这次大会共进行了８天，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从规划、保护到重新开发，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细心的人路经延中绿地老成都路、延安路口时，会发现，延安中路高架路在这里有个细微的转弯。当年造高架时，有关部门考虑到“二大”的重要意义，因此延安高架建设时也特地为会址让道。
   

从展馆的旧址模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4排，“二大”会址位于深巷中的第2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
   

原来，为了保护“二大”会址，高架拆迁方案实施到“二大”旧址所处的那排石库门建筑时便戛然而止。1999年，为配合延中绿地一期工程建设，静安区动迁了这一地块上的670户居民，并把这片建筑保留了下来。

一波三折，“四大”遗址终确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当时中央要求，开会地点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问题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因此，会址选在了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会议在二楼举行，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作为掩护，三楼房间则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
   

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一些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然而，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说法，“四大”会议会址仍下落不明。随着许多当事人相继去世，会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在“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确认中，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时任中宣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他在《郑超麟回忆录》中回忆了“四大”的经过：“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住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
   

1984年，郑超麟到虹口区进行实地辨认。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时，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并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随行人员指着印度锡克教堂问他是不是这座教堂，他遥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说，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郑超麟还回忆，当年他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前往会场，因此对当时的地点和路线印象较深。
   

后来，又经过多次的实地勘察，终于确认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就是“四大”会址遗址。然而，由于原址房屋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虹口区于2006年在附近的多伦路215号，建起了一座“四大”史料陈列馆。2012年，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建成开馆，为上海新添一处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岁月无声，而这些曾群英汇聚、承载荣光的地方，却铭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历史留下来的一处处红色会议会址，既是一份贵重的革命文物，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综合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文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