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依托。如果说，在西洋的传统中，绅士（或者说贵族）是其文化形象的代表，那么在中国的传统中，这个代表非君子莫属。因此，我们可以说，君子，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形象，君子是炎黄子孙在各个历史时期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中华儿女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独特的集体创造。因此，君子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民族伦理的基本要素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正能量和主旋律。

在君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君子文化来说，孔子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转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转折性，是从孔子对于君子内涵的改变来说的。应该说，君子这个概念并非孔子所发明的，而是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用以表达社会身份的概念，在《诗经》、《尚书》以及《周礼》、《仪礼》中，君子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汇，或者是以社会贵族的身份（或者以女子的丈夫）的形象表达出来，大体上都是在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意义上使用的。当君子的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身份来使用的时候，它强调的首先是君子这个个体是一个贵族的地位，也就是说，无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还是文化中，都是起到重要作用、承担重要责任的群体，比如《诗经·淇奥》所言“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对于身份君子的描述，据《毛诗序》说：“《淇奥》，姜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从这个角度来说，君子指的就是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士大夫形象。

既然是士大夫，作为一个贵族，中国古代对于他们的行为有着非常严格的规范，“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上》），由此，在中国传统中礼一开始就是对于君子日常行为的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君子是以对礼的坚持和遵从来表达出其身份意识，从而确立出一个独特的阶层形象，“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义，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顺，治事不公，不敢以莅众。衣冠无不中，故朝无奇僻之服；所言无不义，故下无伪上之报；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晏子春秋》）应该说，这个阶层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孔子的论述中，首先关注到了这个观念也是非常自然的。

将身份君子转变为道德君子，这是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转折性意义所在。在孔子那里，当然作为身份意识的君子还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孔子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对于道的自觉承担，由此成为了君子的使命，君子之为君子，对于孔子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身份，而是能否自觉承担道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里仁第四》），正是在道德担当的意义上，孔子完成了对于君子形象的重大变革，从身份君子变成了道德君子。

将道德确立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这是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根本的影响，“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儒家思想的基本形式就是以仁义为根本的精神价值，道德成为了儒家最为重要的符号，而这个，恰恰是孔子所确立的，由此拉开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差异，真正地确立了儒家的精神世界。将道德赋予了君子，由君子来承担道德的责任，这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的最为根本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和儒学的根本价值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密切相关，换而言之，这也就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调。

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君子必须承担道德责任？换而言之，孔子为什么要将道德的责任放置在君子的身上？在这一点上，我一直认为是孔子思维方式最大的成功，或者说最大的特点。因为在孔子之前，君子就是有身份、有社会地位的人，（与此相对应的是，小人则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既然君子有社会地位，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从今天的社会伦理角度出发非常好理解，即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其实，儒家的伦理原则，就是非常强调对等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儒家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讨论道德的，既然是关系，那么自然是双向的、对等的。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原则在后来很多人对儒家道德的讨论中被忽视了。君子具有社会地位，因此，他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孔子来说，这种社会责任被具体化为道德（仁）和礼仪法度（礼），对于礼的坚守这是作为社会身份的君子本身就具备的，而对于德的坚持，那就是君子所新获得的使命、责任。由此，我们在《论语》中所看到的君子，既有身份的君子，也有道德的君子，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道德的君子，才是孔子所重视的，也是孔子的意义所在。

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当孔子把道德的责任置于君子之上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表达出了儒家道德理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达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在道德实现方式上，孔子（或者说儒家）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地要求所有的人都以道德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要求，而是强调君子必须是承担道义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因此，只有君子才是必须承担道义的，必须以道德为己任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毫无差别地以道德为己任。所以孔子很清楚地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和小人是不一样的，君子有社会地位，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而小人则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也就没有道德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是唯利是图的。

这样一来，君子的主导、教化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小人是需要被教化的，而君子是这种教化得以可能的关键，由此，在儒家这里，对于道德的实现，形成了一个非常现实有效的框架设计：君子担当，小人效法，从而实现道德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子的特殊意义也就十分明显了。由此，道德理想的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君子是否能够真正承担其社会责任，这是君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其道德担当所在。

另外，君子形象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君子形象本身的特点。从道德境界上来说，儒家追求的是圣人，那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孔子为什么要更多强调君子？因为虽然君子并不是最高的道德形象，但是君子是一个以道德为己任的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对于儒家道德的实现具有极其关键的、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道德的理想不是不可以实现，相反它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它就是在君子这个现实的个体身上实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儒家这里，圣人是最为完满的道德形象，而君子是最为现实的道德形象。从儒家的现实有效性来说，君子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当道德的理想在君子身上实现的时候，孔子很清楚地让我们感受到儒家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对于君子的道德内涵的确立，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所以，君子形象经由孔子的重新塑造，获得了其转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意义。而在这样的改变过程中，孔子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将道德理想实现放置于君子这个形象之上，由此，也使得这个形象得以足够支撑中国传统，并且内化成国人的精神价值，影响至今。

作者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