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时，我还是四川省会东县文化馆的一个干部，当时被调到宣传部去帮助工作，正下到金沙江边去了。一天夜里，听广播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当时听了，却也没很大触动。我记得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我的爱人当时在会东县的广播局工作，倒是她很激动，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去参加高考，你请个假回来吧”。我就回到了那个小县城，但结果当时我爱人得了急性肾炎，身体很不好。我看她一脸病容，就说，算了吧不考了。她说不行，你一定要去考。

为什么她那么支持我呢？因为她知道我的梦想。

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们聊天时我说，我是过去的老三届，曾在当地最好的一个中学西城高中读书，本来有机会可以读大学。但因为文革开始，一切都被打乱了。我1969年下乡，1971年起工作，到1977年已经工作了大概6年，当时有政策是工作5年以上可以带薪学习。我爱人就说，你符合这样的条件，复习一下去考吧。

当时我已经成家了，而且有小孩了，我爱人当时在一个公社里，她每天把我们才3岁的小孩背着下乡，去农村里面和农民在一起劳动、做宣传工作，晚上才回来。就为了不影响我复习。但其实，准备迎考的过程中，我其实几乎连书都没有，就找了一些当地小学生、中学生的课本。可以说正是在爱人的全力支持下，我参加了高考。复旦是全国数得着的好学校，所以我就报了复旦。当时我对新闻不太了解，所以报了哲学系。结果后来接到通知，说我被复旦新闻系录取，当然也非常高兴。

录取通知书

进入复旦后，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中老师，他是当时是中国的新闻系里的大家。他各方面的讲解、为人、作风，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他坚持，一个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理想，要坚持自己的良心，为国家、为人民敢于直言，这些印象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也奠定了我们复旦新闻系的这些同学的这样一种道德的，或者是业务的一种基础吧。

复旦学生在校图书馆

在学校里，我们当时一天到晚除了学习没有别的想法，因为外语是弱项，所以整天拿着一个小本子，不停地背外语。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抢座位，有时饭也来不及吃完，就去图书馆、或者阶梯教室占位，那时候完全就是全部身心都沉浸在学习当中去了。所以那4年的学习，应该说是对自己一生帮助特别大。

我们入学是1978年，这年年底改革开放。虽然我们在学院里面，当然能够感觉到整个中国的热烈的改革开放的气氛，大家非常兴奋。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从我们住的6号楼宿舍出来，往图书馆那边有一条很长的路，路的两边当时学校用木头支起了很多草席，然后做了棚子，学生可以把自己写作习作贴在上面。我记得当时我们虽然是新闻系的，但是也为了练笔，自己写了好多小说、诗歌、散文。如果上不了草棚，就在我们6号楼的过道里也贴了好多。我也写了短篇小说，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的，但是那种精神是可贵的。后来我们记得要毕业的时候，大家同学之间聊天，就说到底这个大学给了你什么东西？我后来想到，其实大学到不在乎它给我们学到了多少具体的这门课、那门课，而是使我们眼界一下就开阔了，我从一个金沙江边的一个小县城的美工，突然到了大上海，成了一个大学生，眼界一下就打开了。眼界的打开对那届大学生，应该是启蒙的作用。

新闻系学生在热烈讨论

还有一个，就是道路也打开了，过去我在县城，生活的可选项是窄的。但读大学后，我可以到新闻单位，可以去北京或者上海，这给了我多种可能性，我觉得当时非常兴奋就在于这一点。

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叫“大命由天，小事可为”。大命由天，就是你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你是怎么走，是随着这个大的时代的波涛往前走。但是小事可为，小的那种势头你自己可以把握，所以有时候机缘是很重要的。另外，你要有幸碰到大时代的一些好人，碰到一些好的领导，才会和这个大时代更加合拍，更能够发挥作用。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经济日报》，得到新闻界泰斗范敬宜赏识。有一年我们都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是部主任，他已是报社的总编，我们住在两幢不同的楼。有一天晚上我看了电影回楼已经十一点了，看到我住的楼下，月光照着一个人站在那。我一看这不是老范吗？果然是老范，冷风里，他提着一个小纸口袋。我说老范，你在这干什么？他说今天我们同学去外面聚会，吃了几个小点心，我觉得你肯定喜欢吃，我就给你拿了几个来。我非常非常感动。

1992年正好是“十四大”召开，那时候老范为了培养我们，就送了两个年轻干部下面去挂职，一个是我，到保定市当副市长，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中宣部副部长叫庹震，他当时也是一个部门副主任，就在另外的一个市去当的副市长。“十四大”召开了，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就透露出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写了一篇《市场赋》，正好这时候老范就从报社打来，他说小詹，“中国从此就要走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搞市场经济了。你是不是写一个大的述评。”我说老范我已经写了，就叫《市场赋》，我都已经给你寄回来了。后来《市场赋》就登在我们头版，很大的一篇文章。这就是说明我和老范是非常默契的，这样的故事非常多。

这个大时代当中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经济日报》社因为和整个改革开放同步前进，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有活力的，我们最高的时候印数达到了160万份，而且各级的党政干部，尤其搞经济的都要订经济日报。我们到各地采访，他们都非常欢迎我们。1984年时我是还是年轻的记者，报社我去采访那年的阅兵。我就正好在观礼台的前面，正好“小平你好”在我们的面前打开，我完全见证了这个时刻。

现在退下来了，我还在写微信、微博，和大家互动，不和时代脱节。也经常有年轻人来问我新闻写作的事。当年在复旦大学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依旧在帮助我。我觉得只要是复旦人就不会辜负这个时代，我所接触到的好多复旦人都是，只要是复旦人就不会辜负这个时代。

（根据复旦校友会采访实录整理）

题图说明：高考前两年，詹国枢和妻子杨乔抱着刚一岁的儿子，在公社电站出水口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