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江南某省开展绿色金融方面的调研期间，笔者参观了一处小水源地保护项目案例，深感在生态环境保护逐渐升温并引发诸多争议的当下探索市场化环保道路的必要性。这包括，探索如何在产权流转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创新来整合社会资源，使之服务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与众不同的环保之路。

环保也可以是这样“草根性”的

这是位于江南某省的一个小水源地，更通俗一点说，是一个小水库。水库坐落在长满竹子的山谷里，始建于1971年，为周边近4000人提供饮用水。在水库周边环绕着1600多亩的林地，水库边上的村民主要依靠种植毛竹为生。为了增产增收，村民们使用了农药和化肥种植毛竹，竹子产量是提高了，但是，残余的化肥也随着山地沟壑流入了水库，污染了原本清洁的水源。根据2014年的一份水质监测报告，这个水库的29项检测指标中，总氮、总磷和溶解氧超标，水源地水质未达标，已被轻度污染。

水源地被污染了，自然需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但是，怎么保护呢？有两方面的可能途径。

一是自我觉醒。小水源地周边村民自觉意识到饮用水被污染的严重性，继而采取措施，减少水库周边竹林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这条途径听起来可行，但在实践中，如此本土意义上的内生性自我治理很难实现。根据统计，类似的小水源地仅在该省就达1万多处，其中大部分水质都很难完全达标，也难以实现很好的环境治理。其中的因素也不难理解，一则是规模太小了，二则是污染日积月累非常缓慢，在环境污染问题没有爆发之前，确实很难引起当地居民和政府的足够重视。

二是依靠外力。事实上，正如很多污染的案例所示，如果没有外部干预，这个小水源地最终的结局很可能就会演化为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当然，在外部干预中，究竟是走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还是依托市场力量对各种资源加以有效整合，进而来治理环境，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本案例中，浙江的这处小水源地最后选择的是后者，也就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并结合经济金融的手段，较好地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大约两年前，一家社会环保组织开始介入了。他们借鉴国际水基金的成功经验，采取了“市场化”的道路，一是引入了一家公益基金会，二是与一家信托机构相结合，推动创建了一个“善水基金”。基本的做法是，农户委托善水基金管理自己的竹林，每年可以获得不低于往年经济收益的补偿金。善水基金通过集中管理水源地周围1600多亩竹林，可以比较有效地控制水源地内竹林的农药、化肥使用，让竹林处于最好的水源涵养状态。也就是说，基金以信托的方式受让了林地的使用权，实现了林地使用权的流转，继而由基金负责开展无害化种植和管理。最后的结果是，污染没有了，水源地周边环境得到了保护，水质得到了改善。

更有意思的是，在基金的帮助下，当地还发展了环境友好型产业，比如，引导村民开发出更多竹子副产品。在笔者调研时，就发现当地村民正在手工制作一些精美的毛竹工艺品，这些工艺品在基金的扶持下将销往国内大城市，大大提高了其附加值，也有效地补充了农户土地经营权补偿金和基金的日常运营费用缺口。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水源地保护，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林地所有者（承包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信托基金确保每年返还不低于基准年份的分红；二是林地生产并没有绝对终止，而是进行无化肥的无害化种植，产量较之于先前大约下降30%；三是借助市场之手提高了林地副产品价值，最终实现高附加值的无害化种植方式。这么做的结果是，两年里水源地发展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既没有发生经济下滑，也没有出现村民闹事的社会问题，同时水库水质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就以上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后，原本环保也可以是这样“草根性”的，经济金融的创新也可以助力于环保。

如何从外部“输血”走向自身“造血”

故事讲完了，小水源地保护的项目仍然在进行之中，最终该项目能否走出“外部输血”的阶段，实现自给自足，还无从得知。但从这个案例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探究。

第一，环保背后“隐藏”着重要的制度基础。

历史上，每每讨论并实施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偏好”。当公众的偏好发生改变时，环保的最佳时机就到来了。这一理论无疑也适用于中国。但除此之外，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公众偏好的表达往往相对滞后，此时，政府的偏好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政府的偏好是通过制度和政策表达出来的，这是中国环保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环保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制度基础。制度是环保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意思是“前提”或“条件”，因此，当环保的那一刻真正来临之际，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条件是不是具备了、是否完善了，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案例中，林地流转这个看似与环保无直接相关的制度，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假设没有林地流转这个已经较为成熟的现有制度做铺垫，这个项目的执行将至少延后3－5年，而一旦环保的形势等不了这3－5年时间，整个故事就极有可能朝向另一种路径前行，或许，很难再出现当前让各方都得益、都满意的结果了。所以，尽管在上述环保故事中的台前，很难看到制度的影子，但其幕后却无疑隐藏着这么一个制度基础。

第二，资源整合让绿水青山留得住金山银山。

环保需要资源资金投入，这一点众所周知，这也是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关键是，怎样才能将资源资金等投入纳入到环保的轨道上，也就是如何让绿水青山留得住金山银山。对此，上述案例做了很好的尝试。一是规模化，将分散在村民手里的林地集中起来经营。据介绍，1000多亩林地统一管理起来也就只需要1-2个专职的人员，再加上一些兼职的村民，这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投入，同时还提高了管理效率，节约了成本。二是金融创新，以信托的方式受让林地经营权。这既保障了村民的收益水平和对林地的终极“所有权”，同时又对资本方有所激励，只要超出分红的部分，其他收益都归信托资本方所有。资本方或许在项目初期是无法实现账面盈亏平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能进一步提高林地产出的附加值，以及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类似的项目还是很有可能尽快走出“输血”阶段，而进入一个各方都能有所获益的时期。三是社会力量的投入。据了解，上述项目一直得到了省环保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基础上，社会环保组织的介入成为联接各方的一个纽带。

第三，从“输血”到“造血”还须更多探索。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整个过程中，村民对于环境保护的接受大多处于“输血”激励的层面上，也就是经济上的好处是推动村民加入环保计划的主成因。这一点在环保过程中既是好事，也是一个不足之处。能够将环保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自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限于各种因素和条件，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结合度。此时，如果环保始终以一种“输血”的形象表现出来，那么，就可能带来一种误解，认为做环保就是要有经济上的好处，一旦失去经济上的支撑，环保就偃旗息鼓。因此，如何将小水源地保护从“输血”变为自身的“造血”，从“外力的强力干预”变为“内生性的社会共治”，这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由此，我们有必要在现有的保护基础上，进一步将环保宣教、公众参与等与经济金融的解决方案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从制度到市场，再到社会的完善体系，让类似的小水源地真正地改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实现自我发展和保护之间的有机平衡。

总之，解剖上面这个小水源地保护的案例，可以发现，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来看，通过市场之手开展的林地使用流转，基本上也可以做到对生产排污的全覆盖。所以，仅就规模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实则不是当前环保的问题和症结所在。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我们能否合理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能否充分尊重市场经济金融规律，能否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经济金融方面的创新方案。对此，我们显然需要更多的探索。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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