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这些天政局似乎可以预料。尽管上周原本平静的竞选活动日趋升温，但是大多数德国选民还是认为总理默克尔将会在9月24日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连任。民调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大幅领先德国社会民主党12-15个百分点。其他4个小党民调则各自徘徊在7-10个百分点之间，这可能会使它们顺利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因此，德国议会很可能面临六党鼎立的局面。其中一个政党为德国选择党，该党是一个右翼保守党，成立于2013年。

但是以上现象并不总是如此清晰。在2015年夏天，很少有人会预测到两年后基民盟仍能吸引大约38%的选票。所谓的“难民危机”把德国政治变成了一场情感斗争。当时超过100万难民涌入了德国，其中大多是非法移民，这极大地降低了德国民众对默克尔领导能力的信任。人数较少却迅速增长的德国人把任由成千上万的难民进入德国的决定作为默克尔个人的失败。

尽管这一决定常被其支持者赞扬为人道主义的表现，但是却具有巨大的长期隐患。一方面是如何整合这逾100万难民的问题，这会导致不少德国人产生文化焦虑，他们害怕由于伊斯兰势力的增长而使他们的德国身份不再明显。另一方面，在日益萎缩的公共支出和紧缩政策的财政背景下，政府财政压力巨大。据估计，德国纳税人在这两年期间支付了大约550亿欧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会高达9000亿欧元。默克尔本党内的成员指责她天真地把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经济移民“请进”德国。后来，由于多次带有激进的伊斯兰背景的恐袭在德国多个城市爆发，特别是去年新年前夜，发生在德国科隆的一起大规模性侵事件使民众将责任归咎于难民，德国右翼选择党就指责默克尔违反了基本的国家安全和宪法。

然而，今年夏天，这场政治风暴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尽管难民危机仍在持续，尽管仍有数千人在地中海中溺亡，尽管利比亚难民营的情况仍然十分糟糕，但这些话题在媒体中仍然只是次要问题。与此同时，默克尔在大部分德国人当中再次获得极高的信任与支持。

作为欧洲任职时间最长的高水平政治家，默克尔在政坛长期保持不倒的秘诀在于她懂得静观其变，顺势而为。大多数时候，默克尔总是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只有当全国达成共识之后才下决定。许多分析人士担心，德国的民主文化正在衰退，因为它缺乏动态的替代方案和观点之间的竞争。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默克尔能够使国内政治舞台非政治化。她能够取得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其窃取了其他政党的关键性议题。因此，反对党没有余地来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替代方案。比如，默克尔提出了可再生能源议程，并且逐步取消核能生产，与绿党政策相似。她谈及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改革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主题，而默克尔最近突然支持同性婚姻的行为也使得她与德国自民党的政策保持一致。德国前总理科尔和默克尔的前任基民盟主席都批评她失去了所有保守的政治形象并且批评她统治国家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默克尔本人对于德国政坛的巨大影响力归因于她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掌控能力。自2005年第一次当选总理以来，默克尔大部分时期都是与社会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一起执政。这两大政党在政治立场上几乎保持一致。然而，只有以默克尔为首的保守党才能在这种联盟中获益。在这一点上，媒体将默克尔和她的社会民主党对手马丁·舒尔茨的黄金时间的电视辩论嘲讽为“求职面试”。结果，基民盟仍然处于德国政治核心地位，并且在议会中享有联盟多数选择权。

总之，德国大选仍然会使德国继续保持前进。接下来大选最大的悬念在于默克尔是否会改变她未来4年任期内的执政伙伴。

同样，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似乎势头强劲。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已经平静下来。民粹主义右翼人士可能会在多个欧洲国家当选的设想也没有成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奥地利、荷兰和法国这些国家。欧盟这一庞然大物在民粹主义和金融压力下最终会崩溃的担忧也全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欧盟的一种新鲜的热情感。

对欧洲精英们来说，对欧盟这种新自信的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与华盛顿令人沮丧的关系。新一届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个人对欧盟的抨击，使欧洲领导人倾向于更加独立地思考欧盟的未来。默克尔也以她特有的高超和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德国人必须习惯于面对现实”，她说，“不再相信美国是一个全天候的可靠盟友”。她也谨慎地暗示德国需要更大的自主权。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反对更广泛的开放贸易制度、国际制度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许多人把德国视为是自由世界秩序的最后一个支柱。国际媒体也称赞默克尔是真正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要知道这一评价以前通常是留给美国总统的。当然，默克尔很快拒绝了这种赞美。

同时，在法国，一位年轻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出人意料的获胜标志着欧盟的一种新方向，法国乐意继续整合并改革欧盟机构。因此，对于通过柏林-巴黎合作来强劲复兴欧盟的期望很高，德法两国也再次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引擎。最终，金融危机并没有对德国大选产生影响，因为它目前还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2017年6月，也就是在德国大选的前几个月，由意大利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开始急剧减少，大多数政治人物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北非采取的某些措施最终取得了成功。因此，德国大选应该不会出现巨大的意外，欧盟这艘大船目前显然也正在驶入更为安全的水域。

然而，默克尔的下一任期很可能会成为她最糟糕的时期，包括在欧洲范围内潜在的大规模政治灾难。考虑到如下广泛的外交政策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德国强大而明智的领导力。

第一，与土耳其政府在北约内部日益紧张的关系很容易损害德土两国本就脆弱的双边关系。德国已经决定将北约部队从土耳其东部基地转移至约旦。迄今为止，默克尔对此非常谨慎，避免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公众压力进一步升级。然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似乎毫无顾忌地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包括监禁德国侨民），而柏林似乎对此束手无策，因为两国之间的难民问题是唯一防止希腊在可能的大规模难民涌入之下出现崩溃，而现在这些难民正是在土耳其的监护之下。

第二，欧盟内部对难民分摊方案的博弈有可能破坏欧洲超国家法律制度的复杂层面。在今年9月初，匈牙利公开驳斥了欧洲法院最近的裁决。不出所料，这将妨碍欧盟的政治决策进程，因为波兰和匈牙利携手合作。这两个国家反对德国主导的欧盟。此外，尽管欧洲债务问题已经见诸报端，但它仍然有待完全解决，加上停滞不前的英国退欧谈判将很有可能导致混乱收场。在这种背景下，欧盟的前景似乎看起来很惨淡。

第三，以欧盟、中国、日本、印度、美国和俄罗斯为主的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竞争正在加剧。这几乎掩盖了今年5月份在意大利G7峰会期间的紧张氛围。例如，一位德国绿党高级官员指出，他感到困惑的是，“我们”将突然同“中国人”站在一边来反对美国，由于之前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与此同时，由于欧盟-美-俄冲突没有实质性解决方案，日益增多的部队和武器装备都部署在俄罗斯和欧洲边界两侧。

在经济领域，德国只有不断加强发展才能确保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尽管不情愿，德国也不得不承认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关系正在变得日益恶化，与各方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正隐约开始显现出来，东亚和美国之间的工业和科技竞争也日趋激烈。默克尔的联合政府对此还没能提出反应迅速并且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德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模糊立场就是一个信号，即德国的精英们还没有准备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迎接更大的地缘经济变化和由此带来的新机遇。

那么，新一届德国政府将会如何反应呢？显而易见的是，德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和应对多重危机。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世界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民问题也提醒他们运用军事力量也难以阻止难民越过其边境，但是德国民众的集体心理还是导致他们愿意投票给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隔离和规避风险的领导人。因此，在此类危机之下，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难以沟通和商议。

不幸的是，默克尔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与其民众对未来不做准备的特质有关，因为她的行事风格对德国民众起到了镇定剂的作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承诺，德国民众关于危机的公开辩论受到阻止。目前德国缺乏的是一种对于几乎每一个关键性问题的反思性讨论，从多极世界中的基本外交政策取向和欧洲一体化战略、到欧亚一体化时代德国国家利益的清醒思考，每一个都很重要并且需要对此进行探讨。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德国政治家对德国在欧盟内部乃至世界范围内究竟是何种形象和地位完全没有概念。这次大选之后，一个持久的问题将摆在众人面前，即默克尔“沿路踢罐子”的方法能否在多重危机的条件下持续发挥作用。毫无疑问，与德国民众就此问题进行交流会很困难，柏林也可能难以避免采取艰难的抉择。
    
（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伟杰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