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成为全国上下的一大热点。历经2016年中国企业全世界“买买买”的高潮，今年以来，在国家有关部门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重点关注的影响下，企业“走出去”决策正在回归理性。

防范风险，与鼓励企业“走出去”并不矛盾。国家发改委此前表示，对外投资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将不断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在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有效防范对外投资风险，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防范风险，究竟是否会影响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正常意愿；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出现的下降，是否意味着“走出去”的步伐放慢了？记者通过采访专家学者、机构和相关企业了解到，在政府部门对非理性对外投资加强关注的影响下，当前国内企业理性对外投资，尤其是沿着“一带一路”的实体经济投资增长不减反增，对外投资的竞争环境也趋于改善。

“非理性”究竟有何风险

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较2015年实现大幅增长，其中交易量同比增长142%，约为2015年的2.5倍，交易金额达221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约为2015年3.5倍，超过2012年至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的总和。

去年资本出海异乎寻常的增长，究竟由什么推动？“这背后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导力的改变。”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融资与并购部合伙人蔡凌表示，2016年，民营企业首次主导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市场，其交易数量为2015年的三倍，并且第一次在交易金额上超过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总额。

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及2017年第一季度前十大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案件均来自2016年，其中7宗的投资方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若按中企收购目标企业的行业和地域来分析，在交易金额排名前10的交易中，占比最大的行业为房地产和消费娱乐，且有8宗交易的目标公司位于欧洲和北美。由此，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发声，对相关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重点关注，并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通俗地说，非理性对外投资指的就是企业购买一些消费性资产的行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张燕生指出，非理性投资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企业带去惨痛的教训，“当年日本那些疯狂‘买买买’的企业，最后结局都非常悲惨。它们往往是在泡沫经济的最高点买入，并且在泡沫经济的最低点卖出。”

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动机还在于汇率波动，由此动机驱动的投机行为，反过来也将对中国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国际国币基金组织（IMF）支持主权国家对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波动进行宏观调控。”张燕生解释，“人在做决定时需要理性，同样，国家也需要理性。在进行对外投资时理性显得尤其重要，它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有好处。”

监管并没有给正常走出去带上“紧箍咒”

尽管去年前十国内企业大海外收购交易集中在房地产和消费娱乐领域，但这些可能带有非理性性质的投资，能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整体情况吗？

记者分析发现，在2016年披露的所有923宗交易中，交易数量排名前两位的行业分别为工业、高科技，共占所有交易数量的39.3%。其中，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工业企业的交易数量为202宗，比2015年增长206%；投资海外高科技企业的交易数量为161宗，同比增长83%。

而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单笔对外投资金额虽大，但交易数量在整体对外投资中占比并不高。专家指出，去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整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一方面受到非理性投资异常增长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推动来自持续稳定增长的理性、正常投资。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私募股权交易主管合伙人刘晏来分析，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动力与投机汇率波动无关，而是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全球化过程有关。“综合分析2016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可以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海外收并购行为还是理性的，无外乎传统驱动因素，比如获取资源、利用海外市场，寻求技术、专利、品牌或更低的成本要素等。”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干春晖指出。

虽然近期国家对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加强关注，但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有海外投资意向的企业并不担心监管趋紧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通过咨询机构安永的一份涉及154名中国企业高管的调查问卷，安永财务交易咨询服务大中华区主管合伙人苏丽介绍，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高管们都能正确认识到国家监管的只是非理性投资行为，而对于一些事关企业发展战略和主营业务的实体性投资，国家依旧在鼓励，“今年上半年，安永的客户当中涉及海外收并购的案子既有国企又有民企，并且交易金额普遍为数亿美元以上。”

“大部分企业反而会更加欢迎当前日益趋紧的资本监管政策。”蔡凌表示，因为政策趋紧会让企业的谈判更加理性化，对企业来说，投机性的竞标者会有所减少，即使是参与某些媒体及娱乐行业的投资者，大部分原因也是看好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消费文化。“我们认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战略投资者去投资他们应该投资的项目，而不是参与投机性地飙升价格、赚利差等非理性化的投资。”蔡凌说。

此外，更严格的监管除了让中国企业在踏出“走出去”第一步时变得更理性，还让企业有了更多时间去评估企业在并购之后的整合工作，只有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能够持续运营并能与国内项目产生协同效应，中企的对外投资才能被认为是取得初步成功，交易数量和金额只是一个开始。

对外投资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在认同监管方向的同时，许多国内企业也在寻找“走出去”投资的新方向、新战略，那么什么样的对外投资也是值得鼓励的，经过上半年对外投资规模下降后，下阶段投资回升的动力又会来自哪里？

“一带一路”、实体经济……这些关键词正在构成我国对外投资的新格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指出，要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对外合理投资，支持符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规划和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为目的的跨境并购。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实现了稳步推进，其中，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66.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7%，比去年同期增加6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714.2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7.7%，比去年同期增加6.1个百分点；完成营业额330.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9.2%，比去年同期增加2.7个百分点。

“虽然目前来看，欧美等成熟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重要目的地，但中国企业同样越来越关注亚洲机会，仅次于欧洲和北美，在2017年第一季度成为第三大并购交易目的地。”普华永道中国中区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李明表示。

普华永道相关报告预测，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境并购，尤其是产业升级及“一带一路”项目将在2017年占据海外并购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些项目将整合全球资源、弥补产业链缺口，同时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在亚洲的投资机会的增长。

但是，相对于欧美成熟市场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大多数仍然存在着投资环境、地缘政治等不稳定的情况。“不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欧美成熟市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进行实体经济投资，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张燕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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