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电影海报，当下电影院里外都是清一色的数码喷绘海报，不少观众见惯不怪；但在上个世纪，手绘电影海报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风景，很多观众喜欢上一部电影，可能就是从一张手绘海报开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上海家家电影院都有一到两位专职美工师，负责手绘电影海报、展厅布置以及排片信息公告等事务。新片上映前，全上海所有的美工师同时创作。新片上映前一周，每家电影院门口就开始张贴海报。放的是同一部电影，海报却完全不同，百花齐放，好不热闹。毕竟在那个年代，电影票价格不菲，对老百姓来说，看电影是一件需要谨慎选择的大事。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影市场的变化，人工手绘被数码喷绘替代，电影公司开始统一印刷电影海报，老美工师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过去，他们用一幅幅电影海报浓缩电影精华，捕捉时代记忆，电影院的墙壁就是他们的舞台，刷子就是他们的画笔，他们在繁华的街头开着个人作品展；如今，美工师这个岗位随着手绘电影海报的消逝而终结，渐渐被遗忘。笔者日前找到上海最后一代影院美工、昔日大光明电影院美工师施元祥，听他讲述这段被潮流卷走的回忆。

写实风格画出第一幅电影海报
 

施元祥出生在崇明，9岁跟着父亲到上海“讨生活”。一次，他无意中在路边看到有人在地上画关公，觉得好玩，就自己也拿起了画笔，没想到画了一辈子。但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他从部队转业后，最早进入新沪钢铁厂工作。
 

1986年，沪光电影院原来的美工师出国，岗位出现空缺，施元祥迎来了人生的转折。“当时我与另一个人竞争，因为我的画风偏向写实风格，而他的画风比较现代，与电影海报不相符，所以录用了我。”施元祥回忆，退伍军人的身份在那个年代很吃香，当时的儿童艺术剧场同时录用了他，但考虑到自己更喜欢画电影海报，便选择去沪光电影院担任美工师，一做就是十年。
 

这一年，施元祥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电影海报——日本影片《幸福的黄手帕》。从构思到完成，花了4天，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创作的海报内容——黄色的手帕在风中飘荡，男主人向着观众迎面走来。
 

1996年，为了支持延安路高架建设，创办了57年、曾经首映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花木兰》、见证了上海影坛辉煌历史的沪光电影院被拆除，一同被拆的还有儿童艺术剧场、瑞金剧场等，上海音乐厅则被平移了66米。
 

离开沪光电影院后，施元祥被调到大光明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历史更为悠久，其前身是建于1928年的大光明大戏院，耗资1100万两白银，出自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之手，当时被称作“远东第一影院”。
 

据资料记载，早年的大光明电影院主要放映美国八大公司出品的影片，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里根主演的《卿何薄命》和《一夜风流》、《翡翠谷》等多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施元祥说，在检票口，有中英文对照的当日所映电影的说明书，上面除电影内容外，还印有影片公司名称、演职员表、海报、剧照等，进场观众可免费取阅。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欣赏这些电影，大光明电影院还率先引进了“译意风”同声翻译耳机设备。当时每个座椅背后都安装了一个小方匣，里面有电线与发音机相连。观众可以租借耳机连上小方匣，听到“译意风”小姐们纯正的同声翻译。第一代“译意风”小姐中就有如今蜚声海内外影坛的著名影星卢燕。

美工师是第一个欣赏到电影的人
 

“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电影放映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影院门口的海报。”施元祥把手绘电影海报比作“电影的广告预热”，用现在的话讲是促进营销的重要环节之一。“它是一小众影院美工服务大众的一个窗口，是电影文化与普通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一座桥梁。”
 

在没有网络、没有“PS”的那个年代，8张剧照和提前试片构成了施元祥他们创作的素材。“一部新片上映，美工师是第一个看电影的人。”施元祥记得，所有影院美工师都有一张“试片入场证”，上面清楚地印着年份，贴着一寸照片。试片证每年更换一次。持有它，就等于拿到了看最新影片的通行证。每次有新片上映，全上海的美工师都集中到大光明电影馆看样片。
 

尽管当时电影公司会下发统一印刷的海报，但最大的也仅1开张大小，只能贴橱窗用。手绘电影海报主要还靠美工师各显神通。对施元祥这样技艺纯熟的美工师，作画通常只需要两三天，但落笔前的构思却是漫长的。
 

“电影海报本质上就是电影广告，是为了电影在招揽观众。”施元祥说，除了图像之外，还应该有片名、电影属性、出品厂家、主创人员、上映日期及广告词等文字要素，这些特有的电影信息与图像的完美组合才构成一幅完整的电影海报。如何将人物的安排、背景的处理、文字与画面的关系、色彩的运用等，和谐地组合在一起，需要美工师全盘考虑。施元祥很有心，看电影时，他总是边看边记录，大致写下哪些场景可以入画。
 

比如，电影《被告山杠爷》讲述了群山环抱中的堆堆坪是个模范村，山杠爷是村里的最高领导，他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好事、威望极高，深得村民的拥戴，但因为他的过激行为致使村妇自杀触犯了法律。“影片最后，山杠爷留下眼泪，让我很触动，所以我在创作时不但画了因为悔恨而哭泣的山杠爷，还将山杠爷画在了一滴眼泪里。”施元祥告诉记者。

在24张海报墙上自如作画
 

一幅好的电影海报，体现的是创作者对电影的感情。在那个电影最时尚的年代，对手绘电影海报美工来说，光有美术功底还不够，一幅海报对影片信息的展示能力以及展示程度、对于人物精神气质的传达是否准确都更为重要。
 

大光明电影院有过上海最大的海报墙，24开张大小，美工师相当于在24开张海报墙上作画。施元祥开玩笑说，这“不光要有大视野的布局，还要有粉刷墙壁的功力”。

施元祥的工作可谓“上天入地”。“一开始我们搭脚手架，画的时候要站在近处，时不时还要退到远处观察整体效果，作画的时候得爬梯子，上上下下很多次。”
 

但还是有问题，画面实在太大，离得这么近，有些大视野的内容画不出来。于是，施元祥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画笔。他找来木杆，有一米、两米长不等，前端绑上画笔，这样就可以远程操控，高处也能轻松画到，等要画人物五官等细节时，再爬上梯子去画。“由于经常使用最宽的底纹笔，又是远距离操作，一天下来手臂酸麻得不行。”但任务很紧，就算是24开张如此巨大的海报，美工师也必须在一个礼拜内完成。据说，同样曾在大光明电影院做美工的徐维豹，当年是出了名的“快枪手”，一天就能完成巨幅海报，他有把特制的椅子，可以攀高爬低坐在上面画。

除了画海报，电影院的排片表也由美工写，这对施元祥来说压力很大：“不能写错，写错了观众会买错票。这我是要被扣奖金的。”此外，美工还要承担电影院橱窗布置的工作。他记得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时，他不仅画了巨幅海报，还布置了大片的立体场景。“有两米高的恐龙，背景就必须是原始森林。电影宣传一下从平面海报变为立体呈现，吸引了更多观众。”

最大遗憾是海报作品无法保留
 

在施元祥看来，电影海报美工师是一份热爱才做得好的职业。“有时候时间紧，画工会粗糙一些，而且构图设计和制作方法都各有特色，并没有人来监督审查。一部电影通常公映一周，海报一般也只张贴一两周，然后下一张崭新的海报又出现在影院门口。”但因为热爱，对每一张画作，施元祥都尽量全身心投入。

时代悄然变迁，人们的娱乐活动逐渐增多，买电影票不再需要排队，很多电影院的生意都开始变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手绘电影海报开始被电脑制作喷绘技术所代替，曾几何时，比经理室面积还大的美工室，变成了搞多种经营的小卖部。电影市场化以后，连贴海报这种事，也有宣传公司代劳，美工就更显得无事可做了。
 

如今，施元祥早已退休在家，但画笔还是常常拿起。“自己画着玩玩，还给亲戚朋友画画全家福。”他的心态很平和，“按照科技发展来说，电影院一天要播放那么多电影，即使美工师岗位还在也来不及画了。现在电影放映频率高、制作也快，数码绘制取代手工绘制，这好像也是历史的必然。”
 

要说遗憾，这个上海最后一代影院美工师也有，就是自己当年自己手工绘制的电影海报都无法保存来。“电影院的海报墙，一般都是用胶水在旧海报上贴新海报，糨糊一层又一层，等海报硬得结成厚厚一块，黏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拿铲刀铲平。加上常年挂在户外风吹雨打，根本无法完好保存。”
 

“所以说，这是一门遗憾的艺术。”略有安慰的是，施元祥家里现在留有一张当年画的电影《长征》的海报。“那时候我花了3天画好海报，结果接到通知说这部电影不能上映，所以我就把它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