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暗语“买郭沫若”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潘汉年的带领下，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消除初次见面的陌生感后，周恩来希望夏衍今后以进步人士的身份，去做各阶层包括国民党人士在内的统战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这一次谈话决定了今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7月27日，郭沫若抛妇别雏，从日本秘密回国，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的公寓暂居。淞沪会战期间，这两位中共党员奋力投身到文化救亡的洪流中。

正面战场在激烈交锋，救亡行动在文化界激烈贲张。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文艺中心，汇聚了大批文艺名家。7月28日, 上海文化界五百多人集会，成立上海第一个救亡团体———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 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潘汉年等人被推选为理事。根据周公的指示，夏衍做郭沫若的助手，由上海“文救”创办一份机关报，国共两党人士参加，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由郭沫若担任社长。自此，夏衍开始十二年的新闻生涯。8月24日，在轰隆炮火声中，上海“文救”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诞生。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救亡日报》社长由郭沫若担任， 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派的总编辑便是夏衍。

《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

在法新社记者皮特·哈穆森的笔下，1937年淞沪会战被称为“长江之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团结御侮成为国人共识。在文化界，以《抗战》三日刊（邹韬奋创办）、《战事画刊》（《良友》号外）、《文化战线》（上海编辑人协会出版）、《战时联合旬刊》等为代表，上海涌现一批抗战报纸杂志。其中，上海“文救”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在市民中颇有影响。抚读旧报，仍能感受到烽火年代，仁人志士涌动的滚烫爱国心。

《救亡日报》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晚报，头版上方正中是郭沫若题写的报头。创刊号一版头条报道了淞沪会战的重要战场蕰藻浜的激战情况；创刊号二版有张仲实的文章《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以及一些通讯和消息。四版是副刊《文艺》，刊载茅盾、苏凤、王任叔、阿英等人的文章。整张报纸的版边印有“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等醒目标语。8月24日下午,上海市几条主要的大街上响起了报童响亮的叫卖声。当时的上海各大报纸林立,但是这一张以“救亡”为报名的新报纸还是引起了民众的兴趣。《救亡日报》刊载大量战地通讯和诗歌，写出日本占领上海后可能发生的祸乱，提醒民众要有精神准备。在报摊上，常有读者打暗语“买郭沫若”，摊主便会意，送上一份《救亡日报》。因此，创刊伊始，报纸每日即能发行1000份，最高峰时发行3500多份。在战争中的上海，创造了不俗的业绩。

田汉成了日文军事翻译

淞沪会战中，中方精锐军队在正面战场浴血抵抗；在文化阵线，共产党发挥了广泛团结民众、鼓舞民族精神的作用。回眸《救亡日报》的内容，我们会为其丰富精辟的战场报道、坚持团结抗战的办刊方向而赞叹。

《救亡日报》主要栏目有战局鸟瞰、战事报道、社论、世界的一日、救亡知识、组织民众特辑、消灭汉奸特辑等,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抗日救亡。在报纸创刊当日，郭沫若、夏衍、田汉等人到浦东抗战前线，慰问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将军的部队，郭沫若迅速撰写了《到浦东去来》一文，发表在《救亡日报》上。

南京东路353广场。原为大陆商场，1937年《救亡日报》编辑部设于此。

在沪战最激烈的时刻，国民党将领陈诚主动造访郭沫若，表示支持《救亡日报》, 并订了上百份报纸到前线去散发。此后，因国民党军队的邀请，共产党在上海组织动员了一批著名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青年，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到抗日前线陈诚、张发奎的军队，开展歌咏、演剧活动，担任宣传慰劳和救济难民的工作。

胡愈之、司马文森、田汉、陈紫秋等20 多位作家参加了《救亡日报》的义务采访工作。如胡愈之撰写的社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指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在全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 这不过是一页而已”, 但是，“读了这一页,已经使我们增添了千百倍勇气和不可动摇的自信”。司马文森的《叶剑英将军谈战局》也是极为精彩的战地报道。在中方飞机轰炸日军“出云舰”的当晚，田汉从住处找到一本关于日本海军情况的日文书籍，上面有“出云舰”的材料和照片。田汉火速翻译，概述了有关“出云舰”的战斗性能、人员的配备、何时下水、 吨位、 时速、有多少门大炮等，这篇深度特写配合新闻，在第二天的《救亡日报》上刊登。次日，上海的各大报均刊有“出云舰”被炸的消息，但以《救亡日报》的报道最详尽、最出色。报纸也多销了几百份。田汉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在紧急时刻，成了一位日本海军通。

11 月12 日上海沦陷后, 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救亡日报》仍坚持出版。至22 日出版第85号, 终被迫停刊。当日下午出版“沪版终刊号”,载郭沫若的《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一文作为“终刊致辞”。郭沫若写了悲壮的告别社论，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和你们再见之时。”而后，该报辗转广州、桂林出版，一直坚持到1941年2月。

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

广州时期，该报仍大量刊载上海沦陷后的真实景象。1938年1月23日《暴敌在上海》一文中报道：国军为改变战略而退出沪地后，文化人都南下了，最近日寇司令部通令各侦探机关，如逮捕到文化界领袖如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悬赏五千元。日人又强迫工部局取缔并没收抗日书籍刊物，每日派日本便衣队侦探到各书局去搜查，倘仍有抗日刊物者，则被拘捕或罚金至一千元左右。听说四马路有一间旧书店，摆有合订本《救亡日报》一册，遭日便衣拘捕店员二人，打得皮破血流。文章称：“此种行为，简直等于兽行。”

1938年，周恩来曾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该报的办报方针：“《救报》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它的方针。将报纸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这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所以说，办报的总方针应该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要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

注重宣传，广泛及时采编各类稿件，从精神上引导民众抗日，使《救亡日报》赢得一批拥趸。当时，蒋介石、毛泽东也时常在该报发表一些抗日演说。宋庆龄是“文救”会的理事，她十分关心机关报《救亡日报》的编辑和出版，曾在上面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和谈话。1937年10月3日，宋庆龄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以奴役东三省和华北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经济剥削为满足；他们更深思熟虑地进而破坏中国的文化, 并使中国的人民降为愚昧无知的奴隶。”又说：“过去两个月来, 你们当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无辜的难民都成了他们“发泄狂暴的目标”。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 并且也为了全人类。”“为了全人类”的论点极为精辟，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1937年10月3日，《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发表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这是自1927年之后，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机构。9月24日, 宋庆龄在该报第一版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热烈欢呼她多年来为之努力和盼望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5日，该报刊登了附有八路军司令朱德戎装照的《中国共产党宣言》，26日宋庆龄便发表了《答救亡日报记者问》的谈话，表示对此无比感奋，“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

《救亡日报》的上海社址位于南京东路353号的大陆商场六楼，这里也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平台。在抗战中，《救亡日报》以文化界为基础, 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成为凝聚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舆论载体之一。夏衍回忆说：自己从小被家人称为“洞里猫”，怕见陌生人。在抗战中，做统战工作是从“自命清高”，戴着“白手套”开始，逐渐做到“不怕脏”的。

洛基采访毛泽东

《救亡日报》以独特的特写和前线采访见长，也开辟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栏目。《读者问答》、《读者论坛》、《生活讲座》等专栏,与读者交流思想,为他们解答政治、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疑难。

《救亡日报》本身是一个充满民主氛围的战斗集体，“在救亡日报工作是没有上下之分的，人人都习惯这样做。”无论是谁，什么样的意见，只要对集体有益，对革命事业有益，就会被采纳；反之，则批评教育。这种制度在“国统区”的报刊中无疑是一个创造。

1938年3月16日，《救亡日报》刊载一篇洛基的采访文章———《毛泽东访问记》。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头发蓬乱的青白脸的人进来，他的眼睛是细小而有神；年纪约有四十岁以上，态度柔和得像《三国演义》上的孔明。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毛泽东先生。便下意识地站起来表示敬意，他却两步像一步似的走过我的身边，伸出热烈的手和我紧握着。然后大家都坐下，话线就接了起来。”从普通民众的视角“白描”共产党领袖的形象，堪称《救亡日报》精彩的一笔。

《救亡日报》辗转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在大后方依然秉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办刊理念。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正式在上海复刊，改名为《建国日报》，仍保持民间报纸的性质，依旧用原来的报头。但只出版了12天，到10月22日便被国民党查封。

“号角当年数救亡,杜鹃啼血为春芳”，作家秦牧如此赞扬《救亡日报》的鼓手之功。

文化抗战是锻铸民族集体性格的战斗。淞沪战争时期，《救亡日报》是国共两党“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以它为代表的一批抗战报刊，发挥了上海抗战文艺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特殊作用。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把热血洒在纸上，以赤诚的爱国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