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是没什么好写的，”看着记者，头发有些花白的贺荣明平静地说 ，“讲不出你们想要听的精彩故事，我只不过是十几年干了一件事。”

他所说的一件事，就是带领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MEE）实现了中国光刻机从无到有的突破，并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使这一尖端装备不再藏在科研院所深闺中，而是实实在在走向市场、服务客户、产出效益。

“就是给你们全套图纸，你们也做不出来”

什么是光刻机？简单说，它是制造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制造最关键的设备之一。每颗芯片诞生之始，都要经过光刻机的锻造。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母版上复杂的电路设计图形转化为硅片上细微繁密的沟壑纹理。

在贺荣明看来，光刻机是把世界做“小”的装备，是微纳制造的工业母机。因为无论是手机、电脑、电视，它们的电子终端都离不开芯片。如果没有“中国光刻机”，那么制造“中国芯”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谁掌握了光刻技术，谁就拥有了芯片产业未来发展的掌控权。

道理谁都会讲，但要攻下这颗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谈何容易。一台光刻机有上万个零件，要在电脑程序控制下进行复杂协调的联动，运动精度误差不得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千分之一。打个比喻，就像坐在一架超音速飞行的飞机上，拿着线头穿进另一架飞机上的针孔。

“难，当时真的难”， 2002年3月，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贺荣明几乎一穷二白，“没有人才团队，没有技术积累，没有配套的供应链。西方国家对这一技术限制很多。”有一次，贺荣明去国外谈技术合作，一名外国专家丢出一句话：“就是给你们全套图纸，你们也做不出来！”当时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非常不服气，甚至怀着赌气的心思回来战斗……

“怎么办？不行也得行”，凭借科学的安排与艰苦的创业，贺荣明带领团队咬牙干，“都说无知者无畏，早知道要花这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账面的资金都不够发放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与此同时，大家都还在没日没夜的攻关。”

梅花香自苦寒来。贺荣明还记得那个时刻，“2007年，当光刻机的第一束光曝出来时，我们都热泪盈眶，这么多年的心血没白费。”2009年，首台光刻机样机问世，在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光刻机厂商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企业名字：SMEE。

“一次交流中，一位供应商把我拉到身边说，‘之前我们在ASML公司（光刻机生产领域翘楚）听到的多是尼康和佳能，现在听到他们经常在谈论你们上微’。”

“不会创新的工程师是没有自尊心的工程师”

“相比起进口设备，我们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差距”，贺荣明对此并不讳言，“但我们能更好服务客户。”公司提出了“深度”服务客户的概念。对于包括贺荣明在内的高管团队，要“钻到”客户方CEO的大脑里，要了解对方企业的未来选择，可以提前做技术储备，对于公司的工程师团队，要“钻到”客户方技术人员的大脑里，遇到当下问题，可以快速解决。

“我们打破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围墙’”，贺荣明搭建了与主要客户的季度性战略交流会，客户介绍企业下一步计划需要哪些技术支撑，贺荣明团队告诉对方开发了哪些新技术，又有哪些可以推荐给客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客户的竞争力。”

除了服务客户，贺荣明还关注提高企业系统性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如何将创新的基因植入企业之中。

不是所有人都有创新的动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创新的欲望问题。“公司提出一个很残酷的口号，‘不会创新的工程师是没有自尊心的工程师’。”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要与全球科技巨头同台竞争的企业，公司提出了责任感——要让全世界的科技人员，因SMEE的存在增加对中国高科技的尊重，“要让员工有种精神享受。”

还有就是创新激励制度。公司每年会建立创新引导基金项目，贺荣明称之为“黄昏创新工程”，即可以通过申请项目，利用在公司的平台在业余时间完成一些任务的研究和实践。“我们提倡奖励创新、宽容失败。失败了，只要经费使用合理，我们都给予核销。成功了就奖励团队。在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下，项目的成功率在80%以上。”

“把基于个人热情的无序创新，变成朝着组织目标的有序高效创新；把靠物质刺激创新，变成员工精神生活一部分”，贺荣明说，创新基因刚植入企业会产生排异，之后会逐渐成为企业内生动力，“那么我们公司就成了‘转基因’公司。”

“位卑不敢忘忧国”

在2002年成为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总经理之前，贺荣明在上海电气集团负责新项目拓展，常常是一个项目步入正轨，他就悄然退出，“可能是这个国家专项太难了，我就一直干到现在。”

“刚来这里的时候，员工只有几个人，厂区还是池塘与荒地，我们种下了许多树苗”， 他凝视着窗外，指着碧绿的杨柳树，“你看十几年过去了，树都这么大了。”

“如果你干几年就离开，会不会发展的比现在好？”“你看过赛马吗？马的双目边都有块‘板’，这样马的视觉广角小一点，更专心往前跑”，贺荣明说，“历史赋予我们这批人研发中国光刻机的任务，我们也就不该再想别的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光刻机战胜对手被台湾客户采用的时候，台湾客户真诚地对我说：‘我真的没想到中国人能做出光刻机，我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贺总的一日三餐都在单位解决，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9点多甚至更晚才回家，这样可以省下在路上堵车的时间，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持续了十几年。“没办法，我们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贺荣明说，“员工也在加班，我要在办公室为他们亮起一盏灯。”

如今，贺荣明思考为公司培养新一代人才，让事业永续下去，“有段时间，我看着工程师辞职去金融企业，心里真是着急，我们国家怎么能离开高端制造业？”如今，公司1100多名员工中40%以上有硕士学历，平均年龄34.5岁，其中既有一批有国际视野的工程师，也有一批技能娴熟的工匠，“我们有责任让年轻一代超越我们。”

“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对国家经历的苦难、物质贫乏深有体会，这代人有着更强的爱国情怀与报国欲望”，采访最后，贺荣明认真地说，“当有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就默默告诉自己，‘位卑不敢忘忧国’。这就足够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