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世界史不是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类不是中国语言文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不是法学专业毕业生”……近期，在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中，招聘专业与招生专业“打架”的剧情接连上演。

这出“奇葩招录”的“荒诞剧”之所以续集不断，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人事部门不具备专业划分常识，审核时又过于机械，拿一个错误的、过时的地方规定生搬硬套。在公众看来，由于类似事件着实“奇葩”且“超出常人认知”，还很容易让人产生“萝卜招聘”的遐想。

面对舆论的质疑，涉及的地方相关部门都进行了相对积极的回应，但是对于“奇葩招录”的关注，如果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还远远不够。

观之大多数业已曝光的“奇葩招录”事件，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共性现象：每一个受困于此的当事人，几乎都曾前往学校开具过专业证明。以“中国语言文学类不是中国语言文学”事件为例，学校研究生院曾为当事人开具了这样一份证明：“该生系我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毕业生，该专业为教育部认定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二级专业方向。”另据调查，在南开大学法学院，去年的法律硕士（非法学）毕业生里，至少有一半开过“法律硕士专业属于法学专业”的证明。而在每年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时，这类需要“自证专业”的情况屡屡出现。

除了毕业证、学位证，表明“专业是专业”的证明，如今成了高校要发给学生的“第三张证”，这显然堪称荒诞。而这种荒诞行径显然不是高校主动为之，实在是被逼无奈，只为学生求职方便。但它们是否真的有效，还得看招录单位的脸色——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具证明，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定，全靠招录单位自己的“土办法”或者由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拍脑袋”。在招录单位明显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下，考生即便开来证明，也完全有遭遇“退货”的可能。

这些年，我们见识了太多的需要自证“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自己还活着”的“奇葩证明”，折射部分行政部门的官僚与傲慢。被迫开具这些“奇葩证明”的，多是公安机关或街道甚至居委会，他们亦感苦不堪言，甚至有过公安机关“怒怼”相关部门的新闻，舆论普遍力挺。经过连年整治，这类“奇葩证明”泛滥的现象如今已有好转，但那些证明专业是专业的“类奇葩证明”仍然层出不穷，折射不少招录单位和职能部门根子上的“证明崇拜”似乎并无缓解。

这种“类奇葩证明”——或者说，“加强版奇葩证明”——究竟存在多少，恐怕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排查和整顿。它们不像“证明你妈是你妈”那样在光天化日下滑天下之大稽，却在暗暗间设立关卡阻隔，既显示一些人有权任性，也有部门利益割据之嫌。在一些地方的某些职能部门，还有“不对外出具证明”与“对外要求证明”同时并存的现象。这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归根结底是懒政怠政、为官不为，而这股不正之风更是应该得到彻底遏制。

出于治理效率和民众体验的双重考虑，“不需证明是通例，需要证明是例外”，应当是一项基本原则。部分基层职能部门不合规、不合法的“土办法”，需彻底清理，并制定统一的规则、制度来加以规范。其实大多数“奇葩招录”中的当事人都是硕士研究生，虽然相较于本科专业，硕士专业更为细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相关的工作人员摒弃官僚主义作风，多查阅几份文件，多与其他部门加强沟通，问题很容易就能得到解决。而在此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也进行相应的改革，大刀阔斧地破除信息壁垒，在政务领域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任何“奇葩证明”都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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