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杭州一处高级住宅小区的一场“保姆纵火案”，连日来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事件细节逐渐曝光，舆论场上各种“理性”分析也尾随而至。

有人说纵火案中的保姆“每月收入7500元，有午休时间，买房时雇主还曾借给她10万元”，属于“雇主对保姆太好，使保姆将这种友好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为极端事件埋下伏笔”；也有人说，按照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不同阶层的人本就不该生活在一个社区，因为“仇富”心理难以避免。而这样的表述，又被另一些人称为“仇穷”心理。大多数人将其视作一个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由此谆谆相劝：对待保姆，一定不能过分亲密，滥发善心。

不难看出，这些因为一个极端个案得出的推论，已然有将“保姆”群体类型化的趋势。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无疑是另一种极端。舆论纷争，将恶性个案引向普遍的群体对立，对事件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却并无触及——况且，保姆这个群体，在舆论场上几乎是失语的。他们只有被批的份。

“保姆纵火案”极其恶劣，令人震怒。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毕竟只是一起个案。对于这样一个“有诸多恶习，好赌，欠过高利贷，在雇主家有偷盗行为，对女雇主以怨报德”的保姆，她的放火行径显然不是“贫穷”这个代名词所能解释，而是典型的人格扭曲后的极端行为。公众爆发出的悲愤和同情，本是为了不幸的受害者，是针对极端而惨无人道的行径。这种情绪本身值得尊敬，却不能被轻易放大，以草率推论去伤及无辜——个案就是个案，把一个保姆的人格障碍，放大为保姆群像，既缺乏善意也不合逻辑，更不知置那些本分守则、勤劳朴素的保姆于何种境地；再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只是因为路遇恶性事件就对周围所有人群报以恶意的揣测，或摆出一副“防患于未然”的架势，似也并不合理。

在一个文明社会，不因个别人的恶而惩罚无辜的大多数，早应成为共识。上个世纪80年代，惠普中国分公司曾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讨论——惠普公司在卫生间里放了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卫生纸，但经常消耗过快，调查结果是有人将卫生纸私自拿走了。管理层得知此事，在如何处理上产生了犹豫：是坚持假定人性善的原则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作出调整？很多人以为公司会撤走所有高档卫生纸的举措，但最后的处理意见，却是根据“制度不该惩罚好人”的原则，维持原来的做法。同时，管理层在大会上严厉地通报此事，强调偷卫生纸的行为关系个人品德，公司不会听之任之，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有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又报以充分的道德信任，私拿卫生纸的问题此后再没有发生过。

回到杭州保姆纵火案，也是类似的道理。个案的解决应纳入法治轨道；而就个案带出的“普遍性问题”，首先应明确的是不能因单个人的道德缺失处罚其他人，其次要针对关键问题在制度上“有的放矢”给出方案。一旦明确了事件中的偶然——雇主不幸遇到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保姆是偶然，这样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恰好从事保姆行业也是偶然——就不该将脏水泼向保姆群体，哪怕“怀疑”和“芥蒂”也应该慎之又慎。唯一理性的做法，是以此为契机，去关注目前保姆行业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度上的优化避免悲剧重演。

人心是脆弱的，尤其是在不安来袭之时，人们很可能出于自我保护作出矫枉过正的反应。但一旦人心筑起高墙，再要回到原地便可能难上加难。围观此次保姆纵火案的后续言论可以发现，人心的高墙已经在渐渐筑起，如若把握不当，很容易让公众的相互信任变得更为脆弱，乃至陷入类似“摔倒老人不能扶”一样的境地。

出路在哪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剧《蛇蝎女佣》呈现出了一种更为成熟的保姆规范——在不同雇主家工作的女佣，事先都要接受背景调查；女佣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在闲暇时光可以忙里偷闲和好友一起喝咖啡聊天；一旦女佣有不当行为，雇主可以立即和管理公司沟通，由后者来确定是否确有其事，如若得到核实，这又将会记入档案，直接影响女佣下一次应聘。不难看出，我们目前的保姆行业缺失的，恰恰是让这个工种真正和其它工作一样，有包括“准入、考核、追踪”在内的一系列档案管理。

所以，在这样一起极端个案面前，公众真的应该收起“农夫与蛇”的类比，更不要有与“蛇”划清界限的粗暴呼声。如果此刻我们的反应是树起人人自危的“假想敌”，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人心阻隔的高墙，这比纵火本身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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