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一份关于上海80后经济禀赋、家庭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随着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的发布，飞入众多上海市民的视野，获得了“10万+”的点击量。
   

这份“力求真实反映80后世界”、也确实引来不少80后的共鸣和社会各界关注的报告，究竟发现了哪些前人未曾发现的“真实”？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哪些公共政策的配套？
   

上观新闻记者邀请了调查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对上述问题做了回应。

一些发现与预想大不同
   

上观新闻：这项大型社会实证调查缘起于8年前。从2012-2013年的基线调查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到今年已是整个系列调查的第三次，最后汇聚为这份报告。报告中，有哪些发现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胡湛：经历了8年的追踪，我们最大的发现是，上海80后的分化加剧了，这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分化更多、更明显。这一点我们在调查前有过预期，但最终的情况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与此同时，调查数据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80后“传统”的一面，他们表现出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父母养老的责任感、仍然坚信自身努力非常重要、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拼爹”……可以说80后的“三观”非常正。

这与他们在少年期时常被人诟病为“小皇帝”“小公主”，在青春期被批评“叛逆”“自我”“特立独行”，进入职场后被指出“月光”“啃老”等所谓的“斑斑劣迹”，形成了较大反差。所以，我们这次报告发布会用了这样一个主题———“告诉你一个80后的真实世界”。    
   

上观新闻：你怎么看80后群体在经济禀赋和生活方式上的分化？
   

胡湛：到今年，1980年生人已经37岁，1989年生人已经28岁了，哪怕读到博士，今年也该毕业了。这意味着，80后已经全面进入职场。而随着80后进入职场的深度不断加强，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乃至分化势必产生，个体间的差距会拉开。即便不同的两个人的收入差不多，但他们的发展前景却可能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实施调查的八年间，上海80后群体呈现出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以收入为例。在2012年，上海80后群体年收入前10%和1%的门槛分别是12万和30万；在2014年，这个数字变为15万和30.6万；但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0万和50万。与此同时，上海80后2016年的年收入中位数为7.8万元，其收入中位数与平均数的差距在逐年拉大，80后的收入分化趋于扩大。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中，这一情况将更加明显。
   

上观新闻：除了80后在经济状况上的分化，还有什么情况同你们预想中很不一样？
   

胡湛：比如，上海80后换工作的频率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高，有三成的人在进入职场后没换过工作，三分之一的人只换过一次到两次。换言之，80后人群中超过60%的人在踏上职场后几乎没怎么换过工作。
   

又如，我们预期了80后家庭与其父辈家庭之间的强联结。在2012年的基线调查中，我们就发现很多80后夫妇需要父母来帮忙带孩子。这次调查特别关注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知道有多少80后家庭需要父母帮忙照看孙辈。这个比例在我们想象中，可能是百分之六七十，而且他们并不一定每天都需要父母的帮忙。

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汇总结果是，超过91%的80后已婚家庭坦言，孩子在上学前一定需要父母帮忙来带，其中超过70%的人每天都需要父母来帮忙。这么高的比例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略超出我们预期的还有，80后跟父母之间往来的频繁程度。80后经常会给父母一些现金支持或礼物，用以回报父母长久以来对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的付出；在那些与父母分开居住的80后中，有将近40%的人几乎每天通过电话、短信、微信、视频等方式，与父母保持紧密沟通和联络。    

是什么导致了80后的“回归”
   

上观新闻：在读了报告以后，网友纷纷感叹：“80后的真实世界为何与我们想象中如此不同”“80后身上能明显看到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这除了能说明过去人们关于80后的一些成见、标签确实不准确，还能说明什么？他们为何与我们的想象存在这么多的不同？
   

胡湛：做完这次调查后，我们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有一个视角是这样的：80后的父母以50后为主，也有60后，在他们的身影背后，能看出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60多年间的话语权变迁。
   

为什么80后曾经被标签化，或者用术语来说，是“污名化”？因为当80后还小的时候，社会的主力是50后，50后差不多是80后的父辈一代，于是他们就像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样批评80后。为什么忽然这些年，对80后的肯定、赞扬多了呢？

因为有越来越多80后站到了舞台中央，有了话语权，他们释放自己声音的通道多了，当然这跟网络的发展也有关系。
   

但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事实上，越来越多的80后，尽管心中可能还有一些不安分的“小火苗”，但他们身上却或多或少体现了某种回归，回归传统，安于稳定的生活，某些方面与他们父辈越来越像。    
   

上观新闻：是什么导致了80后的这种“回归”？
   

胡湛：我认为有三种可能性，到底是哪一种，现在还不好说，还要继续跟踪这个群体的成长与发展，还要跟90后做比较。
   

第一种可能性是，80后骨子里就是传统的。这是他们父母这一代人给他们打下的烙印。只是在社会变迁带来的开放气氛中，他们曾经表现出了比较叛逆的一面。而随着他们成家立业、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选择了回归。
   

第二种可能性是，当他们带着理想、带着叛逆、带着自我进入社会中，碰壁了，反复碰壁了，他们就不得不被现实拉回来。他们发现，原来这样不行，还得按照这个社会的套路来，或者按照我父母告诉我的这套东西来。
   

第三种可能性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特例，每一代人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俗话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年少的人有渴望叛逆、渴望特立独行的倾向，但只要过了某个年龄段，成熟之后自然就会回归传统、回归稳定。现在人们也总爱议论90后怎么怎么样，但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不会发现，原来90后在某些方面也和前几代人差不多？
   

我们这一次调查用了60多个硕士生调查员，他们几乎都是90后。这些调查员做完调查回来跟我们讲，80后的青春年代的心灵世界跟当下的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他们今天安于这样的生活？我们以后是不是也会被现实碾压？这些90后自己开始担心起来。
   

当然，我们的调查刚做了三次，还需要再扩充样本、扩充受调查者的地理区域，做更多的代际纵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凿可靠的结论。    

呼唤家庭视角下的福利政策
   

上观新闻：就社会科学的专业角度去预测，根据目前80后所反映出来的特征，你感觉未来几年，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较为明显的困难？
   

胡湛：相对而言，80后中前一部分年龄段的人，会更早遇到父母的养老问题。80后一代独生子女率很高，需要有社会层面的资源或服务能够帮到他们。
   

实际上，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养老这个问题，80后有能力做的事并不多。这就需要政府的力量、产业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抱成团，把可以利用的资源、服务对接起来，使整个公共政策体系和公共服务水平尽快跟上。    
   

上观新闻：在这些方面，你有哪些政策建议？
   

胡湛：我们发现，与民生有关的政策，越来越需要从家庭视角出发，进行统筹与思考。
   

目前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大多以个人为单位。我们的养老金、医疗保障都以个人为单位。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已经遇到了不少现实困境。
   

例如，我们曾开玩笑说某些地区的养老可能会出现“老太太问题”。因为通常女性的寿命会比男性更长，健康状况也可能更好，但当前的老年女性群体有相当比例在经济上比较依赖老伴。老爷爷一旦去世，老奶奶就只能靠子女了，还得遇到孝顺的子女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所以，能否用家庭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能否考虑家庭需求，能否允许部分保险在配偶之间适当转移。又比如，在有些国家，社保中一部分钱是可以用来支付照护者的工资的。假设子女为了照顾卧床的老人需要经常请假，甚至放弃工作，是否能获得一部分补助或优惠？承担养老或育儿责任的家庭，其用水用电等日常开销明显会多，那么，这些共用消费品价格能否根据实际家庭规模和结构予以优惠？    
   

上观新闻：放开二胎后，80后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基于种种现实考量，不大敢多生。
   

胡湛：“能生”不代表“想生”、“敢生”。为什么有些人不敢生，特别是在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因为成本太大。上海职业女性比例高、社会地位也高，追求事业的愿望也高，但生育和养育一个孩子将牵扯太多精力、时间和金钱。如此一来，育儿应不应该完全成为母亲的责任？我们是否能基于家庭视角，通过各种政策的组合，有效释放出父亲在育儿方面的资源与能力，在社会的支持下使夫妻在抚育孩子上进一步合作？
   

所以我们认为，以家庭为视角来重新考量现有的社会政策，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栏目主编：龚丹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