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秦晖、雷颐、童世骏、徐小平、孟晓苏、金雁……

    一连串声播四海的名字，是什么能把这些横跨政、商、学界的领军人麇集一处？只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恢复高考前三届。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重阶级出身到知识改变命运。当年走进大学的学子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给社会带来全新变化和思维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光荣与梦想。

    6月17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活动在京举行，数十位“那三届”畅谈悠悠岁月。

    命运多舛的幸运儿

    “我来之前心情很矛盾，参加77、78、79级的纪念集会，说的不好听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因为在座的某种意义上，都是所谓的精英人士、成功人士。我们77、78级尤其77级参加高考的那么多人，没有进入大学校门的，他们最后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有这一类的反省。”

    熟知陈平原的人都喜欢称他平原君，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赵胜同号，衬托出各界对他的尊敬。陈平原的发言为会议定了基调，这里没有自夸自诩，没有评功摆好，而是深刻的回忆和瞻望，家国情怀是这代人身上挥之不去的印记。

    陈平原坦言，他们这一代的文化水平起点极低。“那时大学英语课分高低班，所谓高班，不过是能认全26个英文字母而已，我们就是这样的高度起步。”

    历史学家雷颐在1978年经历人生三重蜕变，四个月军人，四个月工人，四个月大学生。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以同等学力考取1978级研究生，所谓“黄埔一期”。屡屡被问及大学就读处，秦晖笑称是“早稻田大学”毕业——他在广西插了九年水稻。

    “那三届”是世界历史上无参照物可比对的一代大学生，年龄悬殊大，背景差异大，彼时大学校园着实是社会的缩影。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从恢复高考连考三次，1979年迈入大学校门。在教育部工作时的一件往事让他萦绕心怀，时年35岁的他在日本工业展览会上见到日方代表团副团长，仅比他大一岁，已经是工学博士。“我是18岁到28岁都在广阔天地了，像我这样经历的人还有好多。不过，虽然我们一段时间失去了学习机会，但恢复高考让部分人还是考上了大学。我们不是被耽搁的一代，更不是垮掉的一代，因为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实践。”

    雷颐对“那三届”如此评介：“老师说教了二十多年学，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最好的，但我一直强调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我叫‘千顷地一根苗’。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下乡很晚才回来，找的是最差的工作，又早早下岗，回来之后家庭矛盾、房子等等问题，现在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实际上，我们是这一代的幸运者，对国家的未来更加有责任。”

    牵挂一生的教育情结

    恢复高考的四十年，几乎也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会上，很多人提出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应该是恢复高考。这批幸运儿，也是改革开放全程的参与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给了人更多选择的自由，更多的机会。

    有“中国房地产之父”美誉的孟晓苏，回顾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来历。“我们大学期间，虽然中国经济衰微破败，但同学们对未来充满期望。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打败南朝鲜，晚上10点钟校园里就开始敲砖打碗，还有同学摔玻璃，点着了笤帚当火把，到五四广场去游行。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刘之达（音），他最早带着大家喊出一句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口号当下传遍了校园，第二天又传遍了全国，报纸发表了，这句口号成为时代强音，代表我们77级、78级、79级，当时在广场游行的就是这帮人，就是’那三届’。”

    是啊，“那三届”当年这句口号，40年后真是改变了中国。

    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称，四十年有很多改变，但也有不变的东西，“那三届”的激情、意气风发，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理想、雄心壮志到今天，不管在哪个领域里，不管成功还是不那么成功，这还是没有改变。

    因教育而人生逆袭，一生心系教育是“那三届”另一共同特征。诚如有的嘉宾所言，“那三届”已经谢幕或即将谢幕，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青年如何走好人生路。

    国务院参事汤敏，因1998年上书建议大学扩招，招来多年争议，现在主要精力也放在教育领域。“教育改革不是仅限于学校那点教育改革，高考不高考的改革，而是整个教育需要重新设计。而这种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套教育体系基本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为大生产服务的。我现在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根据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来重新定义和改造我们的教育，而这个改造，首先从终身教育开始。”

    身兼哲学教授和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童世骏，对教育问题有着更直接、深刻的认知。“高考恢复让我们用爱科学取代了爱劳动，曾经流行多年的读书无用论，几乎被不读书无用论所取代。”

    童世骏说，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特别重要的观念，但有时候也包含着误解。当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对教育是否满意时，不仅要测量他们对当前教育的满意度，还要测量对以往教育的愿意度。“2005年我做过中国当代精神生活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东部的当前教育满意度要低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又更加不愿意回到过去的教育。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满意不满意来测定教育的成就和高度。”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讲起一件往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初中毕业，读了半年多直接读研究生考取了，本科都没念。“我们那时门槛设得很低，给了更多机会。今天学历歧视严重，这也是教育要改变的。在国外，著名的500强是不敢搞学历歧视的。我们认为，在中国一定要把这种歧视消除，给更多人以更多的平等机会。”

    朱永新提出，大学生应该与文本学习对话。“中国的大学，阅读和写作这两门课程远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我们虽然没有明确的写作训练，但每星期都要写小论文，通过写作互相有很大的成长，它和国外的写作课程是类似的。回过头来看，倒不是我们要讨论那一代人出了多少人才，更重要的是那一代教育里还有哪些遗产直到我们今天还可以很好地继承、发扬，很好地发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