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曾经评论：“沈阳是东北工业的重心，铁西是沈阳工业的轴心。”

若要选出一些地名，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变迁的缩影，沈阳市铁西区当属其一。被称作“东方鲁尔”的铁西，曾为新中国贡献诸多“第一”，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而这些功勋的主要创造者，来自“工人村”。

在“东北窗口”铁西西南部，因产业工人聚集形成的工人村，横跨在73万平方米土地上，曾是我国最早兴建、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区。1952年，工人村开工建设。此后岁月，这里所处的这片土地，长期承载着重工业的国家使命。

2017年，是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开局一周年。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工人，已几乎悉数荣退。工人村将在新的发展变迁中接受改造，退出视野。然而，进路并未停滞。记载着当年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画面的老旧工人村所蕴藏的能量，正在激发铁西乃至整个东北，破阻前行。

新一代年轻工人，接下了老一辈的衣钵，在高端制造、高新技术领域继续披荆斩棘。这些被亲切称呼为“工业赶路人”的“新工人”，正是东北振兴的希望。

标本

今年87岁的白广军，是24岁那年来到工人村的。

1954年，已有4年工龄的他背着铺盖进入工人村宿舍的时候，写着“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指示精神的条幅，仍挂在施工现场。

眼前的建筑工地上，大喊“劳动竞赛”的建筑工人，创造了沈阳建筑史上的奇迹。仅1952年9月动工后的两个半月里，工人村一期79幢大楼宣告竣工，3396间宿舍如同蜂巢，一夜之间出现在近11万平方米的菜地上。5年间，来往不息的大马车，把几千户人送进了统一分配的住所。

工人村是当时的“豪华小区”。苏式的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区里，红砖白顶的楼房整齐排列。每个建筑群内都配有自来水、煤气、暖气，还有秋千、滑梯、单杠等运动设施。楼里的“工人村大合社”售卖百货、蔬菜、熟食和海鲜，连照相馆、电影院、卫生院、储蓄所和幼儿园也一应俱全。

上世纪50年代，全国流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形容当时沈阳的工人村。

白广军 87岁，是“工人村”第一代老工人。他背后是沈阳劳动公园的劳模纪念浮雕，每次来看，记忆便回到几十年前。 陈凯姿 摄 

白广军和妻子分到了31平方米的宿舍。每天上下班，两人骑着“二八单车”、挂上铝皮饭盒、拨着叮当作响的车铃。“那会儿是全国第一村。”白广军依然自豪，因为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都曾成为客人。1978年，47个外国参观团相继来访工人村。前后加起来，有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到过此地。

聚居一起的工人，一同做饭、一同上班，谁家新买了电视机，整栋楼的邻居都爱挤在一起看，床上、板凳和地上坐满人。家长里短，哀乐喜怒，全都记录在这一大片楼房里。

上世纪80年代前后，铁西区开始步入低谷。上世纪90年代，白广军退休的时候，有人把工人村笑称为“工人度假村”，下岗工人除了打打扑克，无所事事。“赢了有个菜钱，输了，回家蒙头睡觉。”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铁西区开始有了起色。大面积的东搬西建，盘活了很多工厂和地块，机床、鼓风、重型等大厂都转型成企业集团。

而原有的传统住宅区，已经不适应需求。人们开始向外搬迁，工人村迎来越多越多的告别，列入了沈阳市棚户区改造计划。

在工人村居住了62年的白广军，年前搬入距离不远的新家。在铁西凿岩机厂40年的足迹，再也寻不见了。和他同一批的工人，大多数都已去世，连自己的儿女，也都过了退休的年龄。搬家后，他的勋章、奖状，都找不到了，但“荣耀和骄傲永远都在”。谈话间一不留神，就回到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工人村，在白广军心底，留下了鎏金背影。

精神

白广军这一辈子，最紧张的就是厂里分房的时候。

房屋配给制，工厂“贴大榜”。大家一起算工龄、拼学历、比贡献，最后综合分数，高分者得房。白广军那时年轻，跟着别人挤进人山人海的礼堂，有人高声唱票，大黑板上计数。被选中的欣喜满足、落选的还会哭鼻子，抹完眼泪继续努力。

“进取心、荣誉感，就是工人精神。”白广军记得2004年，沈阳冶炼厂三座百米大烟囱被爆破时，行人停步，为其送行。它们曾是国内最高的烟囱，是沈阳重工业的象征。2007年，沈阳铸造厂浇铸完最后一炉铁水，退出历史舞台，工人们有的哭得稀里哗啦。

转型期带来的冲击，曾使铁西失去了明星的光环。沈阳铁西以至老工业基地重新复兴的题，写在每个人面前的试卷上。

工人村里的工人开始呐喊：车间不能停止轰鸣；不允许蒿草在老铁西疯长；蚂蚁啃骨头的威风到底还在不在？……白广军和大多数工友都相信，烟囱和工厂倒下的地方，将出现新的生命。

振兴东北战略提出后，铁西区抓住机遇，建成沈西工业走廊等新经济区，西迁老城区工业企业，盘活闲置资产500多亿元，解除了束缚企业发展的债务链，还解决了13万下岗职工“失业保险并轨”等问题。在重大装备和产品生产中，有44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同行业首位。

专家有过评述：铁西仅用10年时间就完成了德国鲁尔、法国洛林等著名老工业区历时30多年才完成的转型，堪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模板。

历史的大潮往往波浪式前行。起落、抉择，此时的工人精神变成了“在困境中绝地再起”。

41岁的马英磊，童年时代最羡慕的就是家住工人村的同学们。“当我第一次去到传说中的‘工人村’时，激动又欣喜。”他觉得，那里永远有机械和钢铁，是最有力量的地方。

和他一样，在某大型重型装备企业工作的刘福安，当年到工人村拜师学艺的时候，还是“小毛孩”，“目的很单纯，就是学东西、取真经”。现在，刘福安30岁出头，已是企业中心主任，每年节假日都要去看看当年的师父。“技术是从那里来的，那是源头。”

他指的是工人村，以及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老一辈工人们。

马英磊的父亲是老工人，他是马英磊的标杆。在沈阳冶炼厂，曾有“大干30天”、“大干100天”的口号，厂里接下订单后，所有工人连续上班。有一次几十天都没见着父亲，7岁的马英磊哭闹起来，母亲拗不过，便领他到工厂。

“爸爸黝黑黝黑的，我都认不出来。”他满脸惊讶，但看着眼前高大的父亲，决定将来也要当一名工人。

传承

机油的气味，齁得嗓子发痒，到处都是金属和金属磕碰的声响。这是白广军从村里来到工厂第一天的感受。

那时工业飞速起步，用人多。赶上工厂招聘，有身力气就行。很多18岁、19岁农村人开始进城学徒，每月能得20元钱。

如今，新一代工人们，入场就能操作先进机械和仪器，眼前也不再是滚滚浓烟下的工业重镇。但工厂的传承，仍离不开“学徒制”。

新铁西人刘福安2001年来到沈阳，最初只是铆工。10年后，已成为机械加工中心主任的他，最感谢师父王翠斌。“我每走一步，都有师父的指引。”那一年，为了带好徒弟，王翠斌把亲戚租出去的房子，舍下脸面要回来，给刘福安住。

“表针动了一毫，渗水多了一滴，整个环节就会出错。”70多岁的王翠斌，仍在告诫升任管理岗位的刘福安，“一定要自己动手去做，自己不清楚，别人就瞧不起你。”

刘福安现在带徒弟，也会像当年师父一样，毫不保留，倾囊传授。“不忘本，才能前进。”同厂的劳模张洪江，做了30年焊工，仍在一线带徒弟，虽然没有显赫功绩，但企业极重视他这样能“传帮带”的老工人。

从小就生活在工人村的雷云鹏，是铁西最出色的学徒之一。

30岁的雷云鹏已经成为企业最优秀的青年职工，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年轻一线工人正潜心钻研技术。 陈凯姿 摄

孩提时代，雷云鹏对父母总觉得有些陌生。他们日复一日地早出晚归。作业做完了，他就乖乖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父母回家。“父母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掏心窝子，把一切奉献给党和国家’。”从小喜欢机械的雷云鹏，一把钳子就能将家中玩具和家电拆了又装。成年后的他“顺利接班”，当了一线钳工。

雷云鹏时至今日，感慨父母就是自己学徒生涯最初的老师。在集团一次技术比武中，雷云鹏在8万名员工中脱颖而出，获得第4名，先后被破格提拔为班长、主任。要带出一名融会贯通的徒弟，需要3到5年，雷云鹏工作9年，先后培养了28名多能工和2名技师。

他告诉徒弟们：技术不能折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在工人村，雷家已经改造动迁，但他还是常常带上两岁多的儿子，去工人村听老工匠的故事，去劳动公园指着劳模碑教他认人名。“在家里，儿子把买的玩具全部拆了，跟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

看着父亲身影、决定当一名工人的马英磊，已经从一家知名饮料企业的生产车间，升到领导岗位，一干就是22年。“学习永远不会贬值。”他认为在工厂，“学徒是一辈子的事”。

眼下铁西，几乎每家企业都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有些车间职位闲置3个月，依旧找不到对口工人。马英磊说，很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干这种精细活了，更不愿意吃苦和学习。往往做了管理者，才越发觉得父辈“以厂为家”的精神，是再多金钱也买不来的。但技术和精神，就是要一代代传下去。“年轻一代，有了忧患意识和振兴意识，才足以成为新的引擎。”
       

大路

曾经的工人村，是铁西的一块牌子。对于白广军而言，更像一个支柱。

历经半个世纪风雨洗礼，工人村三层红砖楼多数不见踪影，仅存的住宅也已老旧。在改造地块上，多出了政府补贴式新型住宅小区；其他地区也相继腾出土地，为迁移职工建设住宅。一个个“工人新村”，正被安放在铁西的各个角落。随着工人的迁移，铁西产业新城，仿佛当年工人村放大的影子。

日新月异中，工人村的符号意义仍是铁西的牌子。“它永远不会消失。”白广军说，很多手工活，机器代替不了，这正是工人存在的意义。而只要有工人，就永远有精神层面的“工人村”。

工业的使命，递交三代，落在了一批新人肩上。

30岁的钳工雷云鹏，参加过市级电视技能大赛、省里的技师杯，从“技术标兵”到“钳工状元”，如今成为企业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2年到2016年，他通过解决技术难题为企业节省的成本，达到2700万元。

在他工作的重工企业，同样由年轻一代研发的装备，在日本福岛核电泄露和智利矿难救援时亮相，获得全世界同行赞誉。

35岁的韩旭于2013年年初回国，进入沈阳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连公司的领导层都惊异：这名获得德国汉诺威大学机械动力学博士学位、参与了德国研究协会项目的“稀有人才”，为什么放弃高薪高福利工作而回国？即便回国，若去“北上广深”，是否也比到东北强？

“因为还有一些信念在。”韩旭先后在国外以及北京、江浙和珠三角的外资企业工作过，对比起来，沈阳乃至东北，产业结构略显单一，而且高级人才流失。“在大学的同籍同学，回家乡者寥寥无几。家乡没人建设了，这可不行。”于是韩旭回到这个自己生长的地方。

放弃德国人高薪聘请的海归博士韩旭年仅35岁，已经挑起企业科技园的大梁，他的高新科技计划正在成型。 陈凯姿 摄

作为企业科技园引进的第一位海外归国博士，韩旭发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先后从德国、新加坡等引进教授、专家8名。大家合计来合计去，决定从传统重工业的配套产业出发，铺开一张网。

他仍把自己看成技术研发岗位的一名技术工人，“凭一己之力，很难”，但希望在于，科技园一旦开花结果，形成凝聚效应，吸引力就大了，“飞到外地的鸟儿，都会回到巢里”。

谈梦想并不是随便讲讲故事。韩旭的格言，是“真刀真枪在市场赢效益”。“目前，在某些工业领域存在困难，但好的方面是，我发现东北很多公司在做技术储备。”

无论传统还是新型工业，技术储备都是新一轮增长的点。韩旭认为，技术积累足够了，东北发展就可能破茧，到那时，工人岗位将赢得更多年轻人的青睐。

“咱这一代铁西人的担子更重了。”韩旭说，“但‘工人村’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始终走在大路上。”

（应受访者要求，白广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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