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高考前夕,一位在上海市区就读的崇明籍的考生,计划提前一天乘班船回到市区的学校考试。
哪知道那几天碰上恶劣天气,所有的轮船班停航。崇明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孤悬在外,渡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一旦因为天气原因停航,只能望江兴叹。那位错过了高考的学生想想三年寒窗苦读,大学之路就这样被无情的江水所阻,竟然选择了跳江。这个惨烈的故事在当地流传了很长的时间。
第二年,1994年,轮到我参加高考了。
【好好考,就能吃商品粮了】
我所就读的民本中学是当时在崇明排在第二位的重点中学。当我1991年9月入学的时候,看到宣传橱窗里醒目地张贴考取大学名单的光荣榜,旁边还有考取复旦、交大、同济的一本名校学生的喜报。想着,进入这么好的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三年后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现在上面。
可是,三年的高中,只有亲历了才知道其中甘苦。我们学习,我们上课,我们自习,我们的所有生活,目标就是高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只要考上大学,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就可以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成为国家干部。高考被称作“跳出农门”的方法,因为只有成为大学生,才能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的艰辛养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好考,就能吃商品粮了”。父亲平时话不多,这句话却经常挂在嘴边“考不上就到田里插秧。”他在我书桌前放了一根扁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警示。
我的理科不好,数学是我最弱的学科,答题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每当晚上被解析几何、三角函数折磨得近乎绝望的时候,我干脆扔下笔,在屋前的田间小路上跑上几圈以平复一下烦躁的情绪,一边跑,一边对着自己说,“不能放弃呵,放弃了,就真的没有机会了……”。跑啊跑,跑啊跑!内心慢慢平复下来,回到书桌继续挑灯夜战。
【为了挤上这座独木桥】
农村的孩子并没有享受多少特殊待遇。
7月7日,高考第一天,母亲起来早早做好了早饭,吃完之后我就自己骑着平时那辆破自行车前往考场,就在我们自己中学。那天,父亲只是关照一声路上注意安全,我上午考好回家吃中饭后,和往常一样出工了。总体来说,那时参加高考比较平淡,就像平时一场考试一样。和现在高考全家总动员,全城总动员的隆重简直天壤之别。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高考语文作文题——《父辈》,题目不难,稍作构思,就落笔开写,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第二天考数学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尽管是文科卷,但题目对我来说还是很难,按照一贯的“先易后难”的答题习惯,有疑问、不会的跳过,来到了最后的两道大题目,顿时傻了眼:天呐,两道题30分,一道也做不出来,只能放弃。
那一年,上海高考“3+X”方案中新增地理、生物科目选择。这个“X”便是自己最喜欢的历史,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我偏科实在太厉害了(文科强理科弱)。我们那一届五个班250多名学生中选历史的不超过10个人,都凑不起一个班级来,老师只能定期召集辅导一下,其余时间都靠自己摸索。那时候背历史,连课后练习题都背下来。高考知识点不只局限于书本,那时辅导资料又少,只能想着办法到图书馆里借,到新华书店去买,到邮局邮购,我用尽了自己的洪荒之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极限信息,总算顺利通过这门考试。
【我成了我们生产队里第三个考取大学的人】
那一年,上海高考语文平均分语文95.2分,我考了128分;数学平均分96.2,我只考了83分,幸亏语文的128分填补了数学不及格的鸿沟,历史分数也还可以。最终幸运地被一所提前录取的政治院校录取。我成了我们生产队里第三个考取大学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高考政策变革较大的时期。1994年,高校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扩招”,还处在“定向分配”和后来的“并轨招生”之间,高考竞争远比现在激烈惨烈得多。1994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251万,全国高校招生计划数为89.5万人,录取率36%,进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在高考扩招前,上个大学到底有多难?对于现在的很多人特别是“00后”来说,这些或许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为了保升学率,我们学校依照会考成绩“分流”。一些同学因为会考成绩出色,获得了保送高校的名额;还有些提前“出局”的学生无奈地回家了,有的回到了农村,有的留在镇上进入待业青年的行列,有的心有不甘,选择高三复读一年,做好“高四”考大学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要有一点点条件,都会拼尽全力去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本文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