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高考前夕，一位在上海市区就读的崇明籍的考生，计划提前一天乘班船回到市区的学校考试。

哪知道那几天碰上恶劣天气，所有的轮船班停航。崇明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孤悬在外，渡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一旦因为天气原因停航，只能望江兴叹。那位错过了高考的学生想想三年寒窗苦读，大学之路就这样被无情的江水所阻，竟然选择了跳江。这个惨烈的故事在当地流传了很长的时间。

第二年，1994年，轮到我参加高考了。

【好好考，就能吃商品粮了】

我所就读的民本中学是当时在崇明排在第二位的重点中学。当我1991年9月入学的时候，看到宣传橱窗里醒目地张贴考取大学名单的光荣榜，旁边还有考取复旦、交大、同济的一本名校学生的喜报。想着，进入这么好的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三年后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现在上面。

可是，三年的高中，只有亲历了才知道其中甘苦。我们学习，我们上课，我们自习，我们的所有生活，目标就是高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只要考上大学，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就可以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成为国家干部。高考被称作“跳出农门”的方法，因为只有成为大学生，才能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的艰辛养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好考，就能吃商品粮了”。父亲平时话不多，这句话却经常挂在嘴边“考不上就到田里插秧。”他在我书桌前放了一根扁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警示。

我的理科不好，数学是我最弱的学科，答题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每当晚上被解析几何、三角函数折磨得近乎绝望的时候，我干脆扔下笔，在屋前的田间小路上跑上几圈以平复一下烦躁的情绪，一边跑，一边对着自己说，“不能放弃呵，放弃了，就真的没有机会了……”。跑啊跑，跑啊跑！内心慢慢平复下来，回到书桌继续挑灯夜战。

【为了挤上这座独木桥】

农村的孩子并没有享受多少特殊待遇。

7月7日，高考第一天，母亲起来早早做好了早饭，吃完之后我就自己骑着平时那辆破自行车前往考场，就在我们自己中学。那天，父亲只是关照一声路上注意安全，我上午考好回家吃中饭后，和往常一样出工了。总体来说，那时参加高考比较平淡，就像平时一场考试一样。和现在高考全家总动员，全城总动员的隆重简直天壤之别。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高考语文作文题——《父辈》，题目不难，稍作构思，就落笔开写，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第二天考数学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尽管是文科卷，但题目对我来说还是很难，按照一贯的“先易后难”的答题习惯，有疑问、不会的跳过，来到了最后的两道大题目，顿时傻了眼：天呐，两道题30分，一道也做不出来，只能放弃。

那一年，上海高考“3＋X”方案中新增地理、生物科目选择。这个“X”便是自己最喜欢的历史，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我偏科实在太厉害了（文科强理科弱）。我们那一届五个班250多名学生中选历史的不超过10个人，都凑不起一个班级来，老师只能定期召集辅导一下，其余时间都靠自己摸索。那时候背历史，连课后练习题都背下来。高考知识点不只局限于书本，那时辅导资料又少，只能想着办法到图书馆里借，到新华书店去买，到邮局邮购，我用尽了自己的洪荒之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极限信息，总算顺利通过这门考试。

【我成了我们生产队里第三个考取大学的人】

那一年，上海高考语文平均分语文95.2分，我考了128分；数学平均分96.2，我只考了83分，幸亏语文的128分填补了数学不及格的鸿沟，历史分数也还可以。最终幸运地被一所提前录取的政治院校录取。我成了我们生产队里第三个考取大学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高考政策变革较大的时期。1994年，高校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扩招”，还处在“定向分配”和后来的“并轨招生”之间，高考竞争远比现在激烈惨烈得多。1994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251万，全国高校招生计划数为89.5万人，录取率36%，进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在高考扩招前，上个大学到底有多难？对于现在的很多人特别是“00后”来说，这些或许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为了保升学率，我们学校依照会考成绩“分流”。一些同学因为会考成绩出色，获得了保送高校的名额；还有些提前“出局”的学生无奈地回家了，有的回到了农村，有的留在镇上进入待业青年的行列，有的心有不甘，选择高三复读一年，做好“高四”考大学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要有一点点条件，都会拼尽全力去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本文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