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别人在一旁热烈地谈论高考时，说实话，我是插不上话的。因为对于那场“定终生”的考试，我并未留存下什么深刻的记忆。

生于1992年的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他人口中“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场考试”，我基本都避过了。从中考开始，我走的就是自主招生预录取这条路，即在“关键”的6月之前的好几个月，就给自己定下了未来数年的“归宿”。也许正因为中考这样过来了，高考也想“如法炮制。”从高一开始，我和父母就达成了一致：必须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心仪的高校！

在父母眼里，自主招生意味着“板上钉钉”（考生只需要考到当年的一本线即可被签约的学校录取），提前“解放”，再好不过。而我自己的考虑，有两层意味。

首先是轻松。到了我们这个年代，高考不再是那么沉重的话题，可普通人依旧视其为最靠谱的上升通道、“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说不怕“高考”，那是假话。但既然高考“可怕”，何不让我“横竖横”，提前解决问题？

其次是虚荣。到了高三开始研究各个学校的招生情况才后知后觉，原来即使作为已经“占了便宜”的上海人，要靠高考进入复旦交大是很难的，大部分上海生源都是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的。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沪上各大高中比拼的不只是一本率，很关键的一项是每年复旦交大的自招人数。当时，学校会把名单以喜报的形式在校门口的大屏幕上滚动播出。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大屏幕出现，我还真有一丝虚荣。

所以，我的高考其实在2011年春节后就提前到来了。春寒料峭，大批考生们裹着厚厚的冬衣、红着脸，连续几天“赶场子”（因为大家不约而同都报了好几所学校的自招考试）。考前，大家都一脸兴奋，和相识的同学叽叽喳喳聊天。虽没有像正式高考那样严肃的气氛，但大家心中还是隐隐觉得，说不定这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考后，空气中就沉默得多，几个小时紧张的答题让大家的语言功能恢复起来有些滞缓，铃声一响，大家便四散开来，向着各自家长殷切的眼神走去。有欢笑，更多的是愁容。

等待结果的日子，父母明显比我们更紧张。鉴于我平日住宿，与父母的交流也就是通过不定期的电话和周末一同吃饭的那段时间，说来说去也总是那么些个话题，基调不变，最终指向不变，难免觉得烦燥。那时也没有微信，自然也没有形形色色的考生家长群不分昼夜地分享信息，父母的担心和焦虑大多会与同事交流。我记得高考后父母宴请亲戚朋友吃饭，与我妈妈同一办公室的阿姨说，“你等自主招生结果的那段时间，从来都没见过你妈妈那么焦虑，白头发一下多了好多。”

至于我自己的紧张，现在是没印象了。但回想起高三时，自己短暂做出的一个决定，难免觉得有些“作”。当时，我突然告知父母，我要和同学一样，退宿走读，然后给出了一堆诸如宿舍里熄灯太早、人太多、影响复习云云的理由。父母大概也是秉持着“特事特办”的想法，同意了我的请求。

就这样，一个已经住宿了7年的我，每天回家了。这一变，衣食住行都跟着变。首先，因为我回家住了，我妈每天要更早起床，为全家准备好营养有保证的早餐，晚上爸爸则要烧几个我爱吃的菜迎接我，他俩每日工作量陡增。其次，爸妈找人帮忙联系了一辆出租车，每天早上载上我和几个附近的同学一起去学校，免去早高峰挤车之苦。还有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都被打乱了，预想中每晚安静、舒适的学习空间，反而让我无所适从，无法集中精力。

于是，仅仅两个月之后，我又乖乖搬回了宿舍。事实证明，这项决定“劳命伤财”，即使高三是个特殊时期，但有时候太特殊对待，反而适得其反。

一晃，我的高考岁月已经过去了6年。对父母来说，那一年，他们应该是过得非常疲惫而痛苦的。但对我来说，那一年更像是青春岁月中普通的一年，因为我始终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浓墨。

本文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