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解放日报》上周克希先生所写的《陕南邨教会我的事》一文，文中提到的陕南邨，正是我整个孩童生活的所在地。和周克希一样，我在陕南邨整整住了16年（参加工作前）。我跟它的故事历历在目，与周先生的不尽相同……

王丹凤来了，取下口罩，跟马大嫂聊天

在陕西南路、复兴中路的十字路口，坐落着十六幢具有法兰西建筑风格的陕南邨（旧称亚尔培公寓）。作家马尚龙说，老上海人能领会一些秘而不宣的差别，譬如陕南邨的“邨”，与工农新村的“村”，虽然在现代汉语里面是同一个字，但前者却特指上海市中心的高档里弄公寓，如“上海新邨”等。据说陕南邨是一位比利时的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历经百年风华的建筑，迄今仍崭新如初，水晶大理石的走廊过道，高档红砖加之雕意门楣的屋顶，清水红砖的饰面，外墙拉毛的风格，室内钢窗和画镜线的样式，天花板和墙壁衔接的弧线，乃至门上的球形玻璃把手。宅内钢窗蜡地，三室一厅面积宽敞。幢与幢之间留有理想间距，苑内植有香樟、刺槐、水杉、香果树等名贵树种，空气清新犹如过滤过似的。陕南邨以她雍容、清雅、大气而在附近小有名气，是原卢湾区的优秀保护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谈间说出居住在陕南邨，往往被回以羡慕的眼神。

那个时候，中小学就近入学，陕南邨里的同龄孩子几乎都分在一个班里。说起同学名字，大家格外亲切。记得那时下午上两节课就放学，然后大家商定去某个同学家里做作业，不懂之处可以互相询问。这种求学方式往往会收到拾遗补缺的效果。记得我和同学杨凤珠、王静敏到丁凯毅家里做作业，做完后，丁家阿婆会烧甜酒酿圆子招待我们，大家怪不好意思，推让半天还是客随主便，那热腾腾的酒酿圆子从嘴里一直甜到胃里。

《女理发师》中的王丹凤

我和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是邻居，我在三楼，她住二楼。记得那时《女理发师》热播，人们为争相一睹名星芳容，马大嫂们静候街沿，轿车将王丹凤送到邨前，她会步行回家，一般她会戴个大口罩，胆大的马大嫂见了会主动上前招呼。这时，王丹凤会摘掉口罩，热情与街坊寒暄，一点没有大明星的架子。有一天，我倏地涌出想去看明星官邸的念头，于是冒昧叩门，王丹凤与柳和清夫妇却热情邀我进屋，与我这个还没长大的不速之客攀谈。一架钢琴、几张照片以及留声机等家庭摆设，显示着房屋主人不同凡响的端庄与儒雅。

住我家斜对面四楼的傅培彬医生，是国内有名的外科大夫，做过广慈医院（现在的瑞金医院）院长。他的儿子傅维安就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子承父业在华东医院当副院长多年。成人后有一天，我们小学同学聚会，傅维安、苗玲（仁济医院教授）、杨凤珠等事业有成的陕南邨学友，格外受到同学们青睐。

不是乖乖仔，捉不完的迷藏，讲不完的“水浒”“三国”

和周克希童年在家读书、做乖乖仔不同，我的童年基本上在外野耍。那时的陕南邨，聚集着一帮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一年四季中，我更爱陕南邨的夏夜和下雪的冬季。当知了的啼鸣还在树梢萦绕，那一丝夏夜的风，随着晚饭的香味在夜空中荡尽，忙乎了一整天的人们都缓缓地走出家门，三三两两来到弄堂中间的空旷处寒暄，坐在各自搬来的小板凳上，天南海北闲聊起来。他们聊的，有《山海经》里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故事，有粗俗善意的玩笑戏噱，有勤劳致富的金点银招。总有几个饶舌妇传起弄内弄外的奇闻轶事，真比《新民晚报》“蔷薇花下”专栏文章还要离奇，她们一直要扯到有人打哈欠时才兴犹未尽地散去。翌日，只要天不下雨，她们又好像是约好似的聚拢，拉扯着漫无边际的闲话。晚霞满天时，那些调皮的男孩一个个从家里“飞”出来，单看他们把褂子夹在腋下那狼狈样，就知道他们是从妈妈打好水的澡盆边悄悄溜出来的。不信你抓住他们中间的一个问问，肯定是吱吱唔唔，然后乘你不备，猛地甩开你的胳膊，倏地溜走。这些小淘气每天晚上都聚集在陕南邨的大场上捉迷藏，才不管晚上屁股蛋上又要印上几个巴掌印！

我家楼下有两家住在汽车房的邻居。一家姓杨，是宁波人，喜欢食醉蟹、臭冬瓜。另一家姓方，山东人，喜欢擀面条做馒头、烤煎饼，大蒜大葱蘸姜末就饼。每临夕阳西下，葱香飘进鼻孔，馋得我直流口水。况且，那时的晚霞特别妩媚，火烧云一会儿变成紫茄子、一会儿变成猛狮子，会把我们的孩童生涯描绘得姹紫嫣红。我们缠着玩伴讲故事，小宝宝也不客气，讲《水浒》、讲《三国》，什么智多星雨夜救晁盖、及时雨招安降徽宗……讲着讲着卖起关子，让我们欲罢不能。第二天，我们会继续听他讲小巷故事。那时我们的孩子王是祥生，他会组织我们几个捉对摔跤，翘起单脚斗鸡，或者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还有“造房子”“打弹子”“盯橄榄核”“买地皮”“滚圈子”等等，这些土游戏几乎每项都有锻炼功能，特别是玩“买地皮”，让我第一次知晓诸如“四平”“通化”“蚌埠”等中国城市的名称。　　

陕南邨幢与幢之间用绿化带隔着，有许多泥地、沙坑，是我们建沙土城堡的理想之地。玩伴们把西方城堡的画拿来，依葫芦画瓢地在沙堆里堆起西洋城堡的模型，小桥、流水，王子跨高头骏马，灰姑娘挎满篮的菜蔬，嘿，别说，还真有模有样。

夏捉赚绩冬打雪仗，现在还敢扯着嗓子找老邻居

深秋，满城尽飘“瞿瞿瞿”声。附近这一片，斗赚绩（上海话，即蟋蟀）、“摆大王”的都是我们这帮孩童。那时我们玩虫虽是随便养养，却亦充满乐趣。虽然那时赚绩很多，但奇货依然可居，要真正捉到“冲头”，就是那些躯干滚圆、腿部发达、眸亮牙獠的“靓妹子”，俗称“冲头”，绝非易事，还真要有些专业知识。宗麟带我们提着手电筒去防空洞里捉。所谓防空洞，就是每幢楼底下有很大一片空地，高大致有七八十公分，人在里面必须弯着腰，里面有许多碎石断砖，必须搬开砖，里面可能就藏着那些奇货。捉赚绩也有讲究，看准后用网罩罩住，随后轻轻挪到跟前，用竹筒诱其就范，最后再用纸做的像漏斗状的盖子盖上。这些工序看起来简单，但环环相扣，稍一疏忽便前功尽弃。伺候好这些“显贵”更属不易。平日只为小虫投些饭粒、毛豆之类，斗起虫来几个人在弄堂里围着蟋蟀盆看，两个人一人拿一根絮絮草（用草梗做成，撩拨蟋蟀用），各自撩拨自己蟋蟀的牙，“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这赚绩也有种子选手和非种子选手之分，尾部有两道叉的称“靓妹子”，尾部有三条叉的称“三妹子”。当然种子选手是那些躯干滚圆、腿部发达、眸亮牙獠的“靓妹子”，即“冲头”。斗赚绩也很有趣。我对各类赚绩独崇青虫。认为紫虫虽凶猛，不敌青虫耐斗；紫虫好比程咬金，只三板斧，青虫却似小罗成。记得那年我和宗麟斗虫，那酣畅之雅兴全被这小虫吊起来了。我那“白面政委”终究不是他的“行伍将军”对手，几个回合下来，终因后劲不足，败下阵来。玩虫未必丧志，殊不知当代生活驱走这些小动物的同时，也驱走了人类的不少乐趣和想象力。这恐怕就是现代作家写不出《聊斋》续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夏日，我家八角亭放置一张八仙桌，推杯换盏举家乐融融。那时没有“环境污染”一词，举目远眺，蔚蓝的天空，棉桃般的白云，甚至可以望到采芝邨旁那熙攘的人群，闻到喷香的烤鸭的风味。　　

记得那时的冬天北风凛冽，路面常有水结成的冰层，踩住冰走上几步，刺啦、刺啦，声音怪好听的。冬天经常下雪，一下三天三夜也不是稀罕事，漫天皆白银装素裹。法国式建筑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一帮天真无邪的孩童。有关玩雪的内容就多了去了。垒出的雪人，可是充满孩童想象力的天然雕塑。把两个煤球安在雪人的脸上当眼，两瓣削好的扁平状胡萝卜当樱桃小嘴，拿出两块橡皮当雪人耳朵，给它围上围巾戴上礼帽，恰似一位楚楚动人的淑女漫步在求学的路上。打雪仗，孩子们分成红白两军，各竖一面锦旗在阵营里。我们手里握着雪球，就像扔手榴弹，往敌阵堆里乱丢。在厮杀声、呼喊声中，大家冲向“敌阵”，将一颗颗雪蛋直接灌在“敌人”脖子里。手尽管冻得殷红，却无退缩之意。　　

阐释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不妨通过建筑记忆起来、串联出来。正像果戈里所言：“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还依旧诉说。”斗转星移，如今我徜徉在陕南邨故居，目睹的却是张张不再熟稔的面孔。然而我会冲动地冲到一家家门檐外，呼喊一个个熟稔而又陌生的名字——偶尔邂逅一两位故交，便犹如久别逢知己般，聊起迷人的陕南邨和漾溢天真无邪的童年趣事来。

本文组稿、编辑：伍斌  图片来源：新华社、百度百科、东方IC  图片编辑：笪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