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不断涌现和国家经济战略的推进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传统领域也在上述创新因素的推动下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体制机制的束缚。为了深入探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校友会与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于4月16日召开了“2017年中国产业经济高端论坛”，共同就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旧动能转换这一主题发表真知灼见。

新旧动能转换，政府改革是关键

刘志彪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长江学者/教授

决定增长这个生产函数的是资本、劳动和要素生产率，目前来看，除了资本投入在下降，劳动的贡献份额也在减少，而现在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在下降，那么增加新动能其实也就是跟增加中国要素生产率有关。新旧动能的转换有以下几个关键方面。第一，结构变化，就是提高配置效率；第二，要素升级，比如说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从低端的劳动力转向高端的人力资本；第三，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方面。

以政府改革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十分重要。政府改革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产生放松管制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产生减税降负的空间。这个双重效应恰恰是现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特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那么必然会刺激内需，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以及民众的消费能力，在化解产能过剩、稳定投资预期等方面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的问题是金融资源的错配

周振华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新旧动能转换，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最终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一段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比较快的，最近一段时间很明显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趋于下降的，这个背后可以归结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体制的改革。

讨论新旧动能转换，一要放在全球的框架里面来考虑中国的新旧动能转换问题，因为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引发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目前处于一种再平衡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很严峻的新旧动能转化的问题。

第二，动能和产能是有内在关联的，从产能反过来看动能，也是一个思路。因为产能过剩，就意味着旧动能的衰减。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是金融资源的错配。

第三，我们需要做一些历史的比较。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其实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新旧动能转换。对此加以研究，可以提供新的视角。

多产生世界级企业，中国经济才有活力

徐建国  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几年的产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是外来的，或者说是由于外来动能强劲，从而导致缺乏触发国内动能的动力，现在如果要转换，就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

基于此，第一，要有全球视野。看到差距才会有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动力，方向才不会偏离，效果才会更好。

第二，要依托国家战略。以前国家推动产业发展，有两大抓手，一个是重大工程，一个是重大专项。另外一个国家战略也很重要，那就是军民融合。

第三，关键还是要靠企业。我们现在缺的是世界级企业，我们有许多世界500大，但并没有许多世界500强，但也有好的现象，近十年，只有中国和美国出现了一些世界级企业，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美国也有特斯拉，欧洲和日本近十年基本没有产生新的世界级企业，甚至有的还在衰弱，这说明中国经济还是有活力的。

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经济新动能核心动力

杨建荣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

制造业的升级或者说新的工业革命应该是目前阶段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换句话说，要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离开了实体经济是不行的。最近几年虚拟经济领域，资源集中得太多了。

从整个经济发展动能的几架马车来看，今后我们的内需市场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内需市场也存在产品升级的问题，很多生活用品没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大家宁愿去国外买一般的生活用品。

着眼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传统的做法比如说出口补贴可能就比较难了。但是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新的举措，比如企业的技术开发、培训能不能抵税等手段。另外产业链的整合和区域的分工问题，即使在上海，区域之间产业的分工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只在乎能不能拿到项目，而不留心能不能形成产业链、能不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形成核心竞争力？

鲍莫尔定理的暗合之处

权衡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一个鲍莫尔定理，鲍莫尔成本是指当一个国家制造业比例下降，服务经济占比超过制造业的时候，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会比制造业低。如果按照理论解释，2012年中国经济的减速，恰恰是这一年中国的GDP比重当中服务业占比超过了制造业。所以可能是结构性的原因导致服务业比重上升，但是大量的中低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比较低，于是经济出现了下滑。

201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出现大幅度下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源错配率比较高，尤其是金融资源大量错配，这导致整个服务经济占比在上升过程中，技术进步没有跟上，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提升，结果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与鲍莫尔定理有暗合之处。今天我们要认识理解中国经济减速，就是要认识到结构性变化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一关键，我把它称之为结构性减速。

新旧动能转换的六大变量

干春晖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旧动能转化存在六大变量：第一，区域产业升级孕育着巨大的动能。第二，要素投入增强经济动能的空间依然很大。我认为中国仍然存在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的可能性，特别是一些区域的开发如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领域里去。第三，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能够提高产业的整体发展效率，释放产业发展转型的新动能。第四，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动能潜力巨大。很多学者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比较高的。通过放管服，通过政府改革，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成本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条路径是可以走的，而且也应该走这条路。第五，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业态对经济的融合、渗透会不断衍生出新的动能。第六，企业创新组织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很重要的内生动能之一。

苏州和深圳是一个样板

殷醒民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一是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思考中国下一轮产业升级的重点在哪里。目前全球制造业升级的重点在信息技术产业，就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规模和未来前景来看，日本和德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相关投资很小，规模最大的是美国和中国，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虽是美国的一倍以上，但中国的创新不足，这是正常现象，是由我国人均收入、资源禀赋、资源投入结构、市场体制等实际情况决定了的。

二是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在哪里？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资本化和技术化特征，目前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产品是信息技术产品，第二是汽车，第三是化工，第四是机械。必须明确的是尽管制造业面临着较大的产能过剩，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但新兴产业仍面临着投资不足。因此不能打压制造业，而应该加大投资力度，促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的发展。

三是制造业发展以及新旧动能转换不是全国现象，而是区域现象。研究表明，苏州、深圳因其资源聚焦在信息技术领域，目前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建议中国的城市和地区跟随主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李清娟  杨浦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透视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第一，要从全球和国际化视角来考虑。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过去发展的优势是产业集群，现在向单一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方向转变，如苹果手机和特斯拉汽车。产业政策由技术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第二，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驱动需要对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社会整个的技术进步才会更快。第三，抓住“一带一路”机遇。中国在通信技术应用和互联网技术方面已经领先，应抓住下一轮互联网应用的优势，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自由贸易区的改革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孙元欣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不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因为我国的GDP还在增长。自由贸易区实际上是国家选择一块小区域来研究如何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在其它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探索制度创新对改革的贡献。制度创新需要流程、规则和政策做一些改变，具体涉及到投资、贸易、金融、税制法制环境、科技创新等领域。国务院方案里面给出了七大改革领域，26个任务分向，141个任务细目，上海市政府又把这些细目转化为509个改革事项，因此制度创新的自变量是509个改革事项，结果是希望产生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可能是短期或长期、可能快或慢，两个条件变量是制度创新是否对企业创造力和个人创造力产生影响。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雍凯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