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原闸北安庆路由河南路始到浙江北路止，总共1000米左右。沿安庆路往浙江北路走，过康乐路，就是我的出生地“永庆里”。这一地块动迁了。

安庆路是老街区，看上去老旧了，但保留了上海老弄堂的功能和风情。过去邻里隔壁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谁家有亲眷朋友，邻居们都煞煞清。今天我走过这条路，已经物是人非了。

我去怀旧，只见每间石库门都敞着门，每家门口都空无一物。黑漆的大铁门每天晚上都要关闭，留一扇小门，给晚归的居民。永庆里在当时是属于质量结构比较好的弄堂房子，大弄堂横向还有比较宽畅的小弄堂。前客堂的人家可以在天井门口的空地上闲坐乘凉，后客堂和楼上人家都在灶披间后门做市面(活动)。

上海的弄堂房子，热闹是有时间段的。中午和傍晚是最热闹的。那是烧饭辰光。东家的草头菜饭和西家的干煎小黄鱼香气互相串味，味道混搭；6号里外婆的梅干菜烧肉，是江浙一带出生的上海人最馋的大菜。午后，阳光越过天井，刚抵达又越过去了，整个弄堂安静下来，这时方显出石库门房子的清静与整洁。竹竿上晾着衣服，灶间弥漫着腌笃鲜的鲜气。待下班人回来，粥已温，汤正好……

现在，居民都搬走了，丟弃的物品有交叠的阴影，像是古老的灵魂出现在面前，用它们仅存的一丝力气，缓缓地告诉你，这里也曾经拥有人间的烟火。

过去，上海的夏天高温溽热，朝北的亭子间下面就是灶间，一栋房子四家人家四只煤气灶都在里面烧饭，把亭子间蒸得到处是烫的，到晚上也凉不下来。夏天的傍晚上海人家是很忙的。女主人要烧夜饭，要擦凉席，要拖地板，要给孩子们洗澡，还要洗衣服。灶间的水龙头只有一个，大家都要用，就有了抢夺的意思。我其实也急着淘米烧饭，看这样子，也不争了。拎着家里最大的塑料桶去离家不远的后弄堂井里打水。井边有块开阔地，打水的人很多，围着开阔地用桶排队，各色各样脚桶、铅桶、塑料桶排成一长溜。

穿着短衣布衫赤脚拖着塑料拖鞋的年轻女人们都是相熟的，立成一圈，家长里短说着话。上海话发音注重技巧，舌头跳动频繁而灵巧，口型运用集中在唇部和下巴，语音变化丰富，上海女人说上海话，自有一种天生的伶牙俐齿，透着一种娇俏，这便是纯正的上海话了。我一边排队，一边听她们说话。

井水清凌凌的，凉沁沁，每到夏天，井边都有住在附近的居民去打井水用。男人们争先抢着打水，他们将绑了麻绳的铅桶反扑下井，待井水漫入桶内，即刻大力拉起，灌进井旁各家排着队的桶内，有水溅起，井边的人都被溅一身，引来女人们的尖叫，“要死了呀，嘎梁(上海人对带眼镜的人起的绰号)，把我衣服都溅湿了”，拉桶的嘎梁越发来劲了，一桶桶的井水和着上海闲话被吊上来，倒进各色桶里……大桶的井水拎回家，西瓜绿豆汤冰镇下去，黄金瓜冰镇下去，毛巾浸下去，捞起来，擦去满身汗水。再去打一桶擦凉席，拖地板……

天暗了下来，起风了。亭子间在井水的抚摸下，也凉了下来。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又在这里生了女儿。

一转眼，女儿会走了，我在灶披间烧夜饭，她就在后门口弄堂里走来走去地玩，我抬眼看到她蹲在水沟旁看麻雀琢食。大人们都在灶间烧菜。

突然，客堂间阿姨问，“你女儿呢？”我说“在看麻雀呢”，前楼柏兄姆妈正在教我摊荷包蛋，“荷包蛋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要用到7种调料嘞”，柏兄姆妈擅长烧上海本帮菜，我烧菜的基本功，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

“孩子没在门口呀？”客堂间阿姨又说。我丢下荷包蛋就往外跑。

后门口弄堂里不见女儿的身影。

顿时，整个弄堂的人都跑出来了。隔壁爷叔，平时不大讲话的，丢下正在烧的饭菜，带着几个人跑出弄堂到天目路大马路上去找，另外几个邻居到火车站候车室去找。我像疯了一样到处乱找。

那时上海新客站还没有建造，北站火车站是上海主要的火车始发枢纽。永庆里就在火车站斜对面，如果坏人把女儿带上火车……

正当众人六神无主时，隔壁爷叔抱着孩子回来了。

原来，看到妈妈在烧饭，没人玩，两岁的女儿想去弄堂口等爸爸，走呀走呀，走出了永庆里的弄堂，就是天目路大马路了，大马路上人来车往的十分热闹，孩子没了方向，弄堂口右面隔壁是个邮局(现在还在)，就走了进去，邮局阿姨见她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就问她，你家大人呢，女儿嘴里说着“我去接爸爸”，其他的也问不出来。阿姨就让她到柜台内玩。

隔壁爷叔就这样在邮局里帮我找到了孩子。

众邻居散开，继续回去烧菜。

我含着一包泪，忍着，没有掉下来。

数十年后，当年差点走失的女孩已经定居国外。

“如果被坏人带上火车……”我像祥林嫂一样唠叨着当年的那场惊悚。

“幸亏那时没有人贩子。”当年那个要去接爸爸的女孩说。

这一切，仿佛都还是昨天的事。有过那么多人丁兴旺故事的石库门要动迁了，曾经亲如一家的邻里都四散了。

我站在永庆里四望，人去楼空了。

本文编辑：沈轶伦  邮箱：shenyl032@jfdaily.com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