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旅行》引发“反侵权公告”

侵权这个词，最近很热。

2月13日，界面新闻发布了一份《界面反侵权公告（第一号）》。在这份公告中，界面曝光了非法转载其平台一篇原创稿件、篡改来源的媒体，并且要求这些媒体将转载的文章链接删除。对于长期侵权的媒体，界面还表示“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手段”。

界面站出来捍卫的这篇文章，就是2月9日发布的《绝命旅行：一群中国游客的生死32小时》，作者王去愚。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当天，一艘载着28名中国游客的游艇在沙巴岛附近海域失联。这篇稿件以特写的形式详细描述了灾难发生之时，几位中国游客在冰冷海水中所遭遇的生死劫难。很快，该报道就成了当天网络上的“爆款”，截至2月15日，这篇稿件已在界面新闻平台获得了784.5万的点击量，朋友圈中更是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很多人在转发时，不忘发表自己对极端情况下人性善恶的点评。

但这篇文章吸引的不仅是唏嘘慨叹的读者，还有闻风而动的各路媒体。一些媒体在没有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了该文，有些还篡改了文章的来源。

原创者突然“觉醒”？

事实上，这只是近期原创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版权的众多案例之一。

2月2日的《南方周末》邀请三位编剧畅谈影视剧乱象，后者坦言：“前段时间我们在打击《锦绣未央》，它抄了200多本书……最近我们骂抄袭火力比较猛”。几天后，被捧为“00后代表作家”的12岁少女写小说涉嫌抄袭日本动漫的事件在网上发酵，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论。热播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走红，更是将这股反侵权之潮推向高峰，不少媒体呼吁抵制这部涉嫌抄袭的作品，还原创者一个干净的创作环境。

抄袭之风，古已有之。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些内容生产领域的原创者们似乎急速完成了“自我觉醒”，维权意识大大提高？难道是过去的抄袭者不如当今恶劣吗？

“商业模式不同了”

界面新闻执行总编张衍阁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把这个问题归因为“商业模式不同了”。

以新闻业为例，过去，传统媒体的盈利主要依赖广告，自己的内容被别人转载了，对媒体本身并无直接影响。而现在，传统的广告模式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巨大冲击，优质的内容可以变现，侵权就意味着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直接利益损失。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多的记者、编剧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版权。

今天的影视圈，改编IP大行其道。编剧宋方金甚至敢说“现在中国影视圈90%以上的人，你跟他谈话，三分钟之内必谈IP——不谈我给你一千块钱”。抄袭作家先靠抄袭卖版权，买下了版权的投资方再找来当红小鲜肉一顿“炒作”，二手作品摇身一变，就成了视频平台上的“流量之王”。抄袭作家拿了版权费，投资方收回高额利润，平台则拉到了一车又一车的流量。

吃亏的是谁？被抄袭的原作者首当其冲。循环往复，谁还会认认真真搞创作？再往后，吃亏的还是包括你我在内的广大观众。编剧汪海林称有个导演能拿一个剧本混20年，背景改成民国、改成明朝，次次都卖得好，因为“套路已经很熟了，桥段经历了千锤百炼”。长此以往，恐怕大家又要骂电视剧、网络剧“难看”了。

为了避免这种吃亏的局面，原创者和不甘心的观众们纷纷“觉醒”。前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版权，后者自发在网络上搜集比对、抵制抄袭。因为大家都清楚，反对抄袭，最终受益的还是整个圈子，优秀内容的良性竞争，显然强过眼下的资本当道、IP争霸。

“刷屏文”背后的曲折与遗憾

在传媒领域，抄袭和不标注来源的非法转载，长期以来都是困扰记者编辑的顽疾。自己费尽周折采写的稿子，别人只需点一下复制粘贴，就可轻松摆上自家货架。看到你的署名被一笔勾销或者干脆变成了“佚名”，套用一句网络用语，估计你能“心塞到吐血”。

还是以这篇《绝命旅行：一群中国游客的生死32小时》为例。王去愚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自己原本计划春节期间出游印度尼西亚，得知沉船消息后，临时改变行程，于30日早8点登上了前往马来西亚的班机。由于和签证目的地不同，他还在吉隆坡被滞留了4小时。在当地华人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他抵达幸存者们就医的沙巴伊丽莎白女皇医院时，已经是次日凌晨1时。

为了突破当地警察对记者的封锁，他假借探访之名，终于在第二天接触到了当事者。“马来西亚警察称采访必须获得中国领事馆同意，我以志愿者身份接近游客，许多时间花在了采访之外。”王去愚说。他本想采访全部生还者和施救船员，但进展并不顺利。1月31日他找到船长家，家属拒绝采访。2月2日又找到码头所在选区的议员，对方也是婉拒。最终王去愚采访到12个人，深入采访的游客只有4人。由于2月3日必须离境，未能找到施救船员等，事件的许多视角无法呈现，对于这篇“刷屏级”热文，作者表示“遗憾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

侵权催生不少“10万+”

成稿发布于2月9日11：02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王去愚就发现，自己的稿件被各种媒体“转载”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发现了非法转载的现象。一些媒体和微信号直接用了我们的稿子，不少阅读量都是10万+。”张衍阁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他介绍，其实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对于那些“零敲碎打”的侵权，法务负责人会分别给对方发撤稿函。而这一次，因同一篇文章被大量疯狂转载，才选择集中出一份反侵权公告。

在张衍阁看来，过去的门户网站时代，那些大的门户网站倚赖转载传统媒体的原创，以充实内容。但那时，出于推广、曝光需要，更关键的是实质利益不受威胁，媒体并没有表现出像今天这样的“敏感”。如他所分析，商业模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原创者格外爱惜自己的羽毛，毕竟优秀的原创作品，在今天的内容市场上就是实打实的财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制粘贴者的侵权成本则要低得多。

编剧宋方金说，1980年代如果一个作家抄袭被曝光，“他就会从文坛消失。”为什么今天的抄袭者们即便挨骂也乐此不疲呢？他认为原因在于“现在抄袭就是赔钱，（于正）说给琼瑶赔500万，很快就赔了”。然而在赔钱之后，抄袭者依然能在影视圈呼风唤雨。多年前的郭敬明抄袭案以其败诉被判赔款及公开道歉而告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后来《幻城》、《爵迹》这些涉嫌抄袭的影片上映，而郭敬明只赔钱、不道歉的做法，也曾被讽为“要钱不要脸”。相较于不在一个级别的收益而言，法律能给予的经济赔偿实在算不了什么。

效果“现在也不好说”

在新闻业，复制粘贴的成本甚至更低。互联网的出现催生了一大批缺乏业务规范的自媒体，一些专业媒体对自己的网站、客户端、公众号的规范性另眼相待，这也加剧了侵权与反侵权之间的矛盾。擅自转载转引、不标明来源、将原文改头换面、拼凑嫁接、断章取义……这些行为每天都在发生。

“新闻作品要维权，法律成本非常高，而侵权的成本却很低。” 张衍阁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还不尽人意，知识产权的价值也难以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即便是合法购买，目前一些流量级平台所支付的价格也非常低廉，难以与成熟市场国家相比。比如在美国，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版权会非常昂贵。

 公告发出至今，虽然得到了不少同行的关注和声援，但最终能收到怎样的效果，张衍阁表示“现在也不好说”。他说，“我们会给非法转载的媒体发律师函，发这个公告，同时也想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抵制这种现象。”

对当下的版权环境，王去愚认为“偷稿在业内是常态”，他对此既愤怒，又无奈，从自己的从业经历看，“新媒体的维权意识远胜纸媒”。

然而，侵权这个话题能在今天热起来，张衍阁和王去愚都认为是好事。至少，当大家把目光投到反对侵权、抵制抄袭上来，就能给侵权者带来更大的压力。倘若抵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样涉嫌抄袭的作品有所成效，那么他日投资方和视频平台在引入抄袭作品时，必然会心有余悸。而在媒体领域，张衍阁对南方报业、新京报这些在版权保护方面走在同行之先的媒体深表赞赏。如果有更多的作者、媒体把维权诉诸于行动，更多的读者、观众为原创作品加油助威，那么维权之路虽漫漫，前方总有光明。

（本文首发于上观，仅代表个人观点。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栏目主编：刘璐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项建英  编辑邮箱：internetobserv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