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不是把老的、小的、病的、残的、穷的这些事情解决好就可以了。如果放任居民区中占大多数的职业人群游离于我们治理体系之外，长此以往，作为政权基石的社区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日前，“创新社会治理与社区自治体系建设暨社区自治的制度与方法创新专题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会上，金山区石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泱泱的一番发言引来了与会者热议。

基层：人在哪里，关键是解决参与不足的问题

李泱泱指出，社区治理首先要发现人在哪里。一个社区中不是只有老的和小的，社区治理更不能只靠老的和小的。在实践中，石化街道采取“8+3”错时工作制，在原来每天白天工作8小时的基础上向晚上延伸3小时，方便在职人群。除了延长夜间时间，还制订了基础服务清单和特色服务清单，明确了居委会夜间工作时间所能提供的服务内容，同时所有的居委会把原先配置的活动室、阅览室、健身房、乒乓房等空间全部打开，欢迎居民夜间来居委会活动，不少居委会还结合自身特长和居民需求，开设了点心烘焙、毛线编织、亲子课堂等一系列活动。很快，辖区26个居民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氛围：每天晚上六点过后，成为居委会最热闹的时间段，不少居委会甚至出现了居民进出络绎不绝的场面。“8+3”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举措，就是每个晚上，每个居民区都要有一个社区的在职党员到居委会参加服务，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不忘初心，在居民面前展现出新时代党员的形象。

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沈虹认为，社区自治关键在于更好地构建一个熟人社区，更好地提高交往的密度，更好地强化社区融入度，更好地推动最基层的基层民主工作。该街道推出了“两小项目”，一是“小小项目惠民生”，每年街道在完成既定的全年实事的基础上，再下拨给每一个居民区一定数额的个性化专项经费，让居民自己提出议题，解决本小区的最困难问题，二是“小小项目显文明”，就是由各个居民区以完善道德建设、提高文明素养以及提升公民意识为目标，开展一些能切实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自治项目。通过6年的实践，一共完成了215个实事项目，156个自治项目。推进“两小项目”的过程中，街道还注重挖掘社区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比如说打造文化楼组、特色论坛等。通过这一做法，培育了社区认同和集体意识，营造了独特的社区文化标识，使社区自治拥有更加持久、更加内在的生命力。

创新：无论“新三会”还是“众创空间”，关键要“合脚”

上世纪90年代末，五里桥街道在社区自治建设实践中率先总结出居民自治的“三会”制度，即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原有“三会”的基础之上，五里桥街道提出了“新三会”制度，即议题征询会、议题恳谈会和监督合议会。议题征询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情征询和议题形成的会议制度，适用范围是整个社区的社会性、群众性的公共议题。议题恳谈会是对与社区成员公共利益的有关事项，特别是社区成员民事纠纷和利益冲突，与当事人一方或者多方召开协商会议。监督合议会是对社区成员公共利益的有关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建立第三方专业监督与社区成员代表民主监督相结合的综合评议体系。“新三会”在“老三会”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实践理论不断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回答了自治什么、谁来自治、如何自治。社区成员在参与表达和协商的过程中，接受了民主训练，强化了规则意识。

南京东路街道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街道，老公房与新商品房混集，其中住宅的不成套近80%。区域内本地人与外地人混居，有的居委辖区外来人口超过50%，此外，老龄化也非常严重。街道办事处主任任伟峰指出，多元化的城区形态和人口结构给社区治理带来了较大难度。他们在实践中引入了经济领域的“众创空间”概念，将社区治理的众创空间定义为“一园一坊”，即创业园和工作坊。创业园为社区自治聚集智慧，通过定期调研、走访、座谈等形式了解社区的需求，建立动态需求，同时开展社区自己的创意征集，发动居民，借用外力，借鉴社会治理的有效经验模式，建立创意储备库。此外，针对社区的需求，积极引入社区单位、社区组织、企业等社会各方资源，建立社会资源库。工作坊为社区自治提供专业的支撑。由工作坊承担项目自治管理和专业化的培训，把项目式管理作为社区自治工作的一个有利抓手。通过“一园一坊”，居民区自治的动力得到了激发，从“要我自治”到“我要自治”，居民自治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从“有心无力”转变为“群策群力”。

专家：活力的“自”与有序的“治”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社会治理研究院副教授童潇指出，如果我们把自治的绩效作为一个因变量的话，那么它的自变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动力、时间、架构、内容、方法、资源。从目前来看，这六个方面的自变量还面临一些困境。比如，自治动力方面的困境。为什么居民参加动力不足？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交互的空间，人们交往的渠道大大超过了社区，三是居委会资源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业主的动力现在却在萌发，围绕着产权、小区的公共利益等相关问题，小区业主的自治运动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小区中重要的矛盾点。上海在社区自治方面进行了许多实践。特别是2015年，我们推出了1+6系列文件，开创了上海社区治理新局面。未来要打造上海社区自治的升级版，首先就是要打通行政发育下的自治和利益驱动型自治，推动自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施凯认为，实际上自治就是做三件事：第一，弥补现在政府体制的不足；第二，促进社会认同；第三，提升能力。他认为，目前我们讲的自治是有限的自治，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在整个自治过程中，现在居委会已经不是中国唯一一个自治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居委会也面临转型。

闵行区民政局副局长李保平认为，社区自治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字，活力的“自”与有序的“治”。活力的“自”就是说，群众参与要有活力，要有激情；有序的“治”就是在应用平台上实现有序参与。基本的路线不外乎就是三句话：第一就是“请出家门”，即把我们的居民从家中请出来；第二就是建立组织，以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形成凝聚力、向心力。最后是参与有序。只有这样，我们的社区才能达标。

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社会治理有三个目的：一是有利于党的执政；二是解决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三是对上海来说，要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走出特大型城市治理的新路来。上海这个城市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文化传承，我们讲社会创新治理、社区自治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海的社区治理要体现宜居、有序、人文、和谐的城市目标，社区治理的目标应该和上海的城市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社联和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举办。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邮箱：shhgcsxh@163.com)